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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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适鼓吹“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时，显然忘记了（或者不懂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一课——即人民参政而对政治权力实行制约的含义，反而改采道德哲学，也就是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态度来推动所谓的“宪政”政治。这种“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政治领袖（无论新旧，在位或未来的）之向善愿望上，真的是如同胡适自己在别处所说的“与虎谋皮”，恐怕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而且，胡适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建筑在对于“个人”这一概念实际上的“精英化”或“知识青年化”理解上面的，可以说只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个人奋斗哲学，从而强化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源流中发端于章太炎的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为真，团体为幻”的极端倾向。“在胡适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对于一般人或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的承认”；“特别是强调这种个体利益的普遍化”。如果从“关于力的工具主义”来理解政治运行，“利益的力量是最为普遍的政治力，而利益与利益的相互制约，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根本政治原则”。延续“力”的思路，宪政的根本问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迫使“政治”接受“以法律为依据”的原则、来强制“政府对人民负责”。（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从总体上说，胡适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还达不到及格线。
民权论与人权论的分野
由陈独秀、胡适等人组成的《新青年》知识分子团体以及他们影响下的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既是民权论的鼓吹者，又是人权论的鼓吹者，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出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时候，似乎新文化运动的阵容是十分兴盛和统一的。但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上述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思想裂痕便日益加深，并导致了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从以下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民权论者与人权论者在政治理念和行为中的区别。
1922年1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布了将于4月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消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了由部分上海学生组成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五百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邓中夏等三十余人为干事。会后发表《非宗教者宣言》。3月21日，七十七名学者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和电文。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不少著名学者上台发表演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上海一群青年于1924年8月初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他们召开大会，又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至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长沙、广州、苏州、九江、绍兴、太原、宁波、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同样的组织。在这一运动中，民权论者与人权论者的言行大相径庭。
著名的国民党人（如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和青年党的前身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李璜、曾琦等）均积极参与了非基督教运动，并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构成了民权
论者的广阔阵营。民权论者起草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气势磅礴：“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一位论者这样阐发了“非宗教大同盟”的目的宗旨：“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转引自吴小龙：《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二十年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平议》，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在民权论者看来，只要站在民族利益与国民大众的立场，就不必顾及和尊重少数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了，为了民权可以牺牲人权。
人权论者的看法则不同。胡适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夕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对于基督教，我认为应该有两种态度。第一是容忍（Toleration）；第二是了解（Understanding）。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的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经典和历史，知道他在历史上造的福和作的孽，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这是了解。，’（载《生命月刊》，1922年3月，第二卷第七册）
非基督教运动中最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的，是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于1922年3月31日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其全文如下：“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尔反对，特此宣言。”（转引自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版，第199页）
周作人五人的宣言发表后，收到了陈独秀的来信，此信又在4月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陈信中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的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常见的，在中国还在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又说：“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书》，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周作人等人坚持认为信教是个人的自由，特别不能接受“向强者献媚’’的大帽子。在4月11日的《晨报》上，周作人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致陈独秀》，又以“仲密”的笔名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两文都认为：“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想取缔的黎明”；而“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而他们这几个教授是“少数之少数”，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句话应该是由他们几位向陈独秀说的。（转引自《周作人与“五四”巨。人》，摘自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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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论争中决不退让。他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坚持认为：“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呢？陈独秀呼吁：“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40~341页）陈的言论表达了民权论者（民主主义者或平民主义者，而非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只要站在真理一边，站在弱者和社会底层一边，就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就可以无视其对立面的基本人权。
当时，傅铜在《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一文中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概括是：这是一场J（（非科学’的科学运动”、“非宗教的‘宗教运动”、“宗教的非宗教运动”，认为“这种运动不但不足以扫除或减少宗教的势力，反足以使宗教的信仰更加坚固”。（载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40~260页）不仅不能动摇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催生了以“德…‘赛”二先生（民主和科学）为偶像的新信仰和新宗教。“几乎可以说，当时的反宗教运动是用一种新宗教反对一种旧宗教：以科学宗教反对传统宗教。在宗教争论中，是不会给对方的存在理由留下多少余地的。”科学也以一种“因信称义”的方式被推广：“懂不得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都在其次，认定科学、理性的权威是首要的。国人从此把‘科学’塑造为又一个迷信的对象。”（吴小龙：《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
陈独秀在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狂言辩护时说：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但没过多久，科学新宗教的信徒就把反对人权的言论升级为“干涉”、“破坏”的行动。
1925年10月，《晨报副刊》改版，由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并邀请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启修为《晨报副刊》的《社会周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张奚若则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驳诘，于是由此而引发了二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知识界的产流。同年11月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共产党北方区委李大钊、于树德、朱家骅、赵世炎等人领导了“首都革命”。11月29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五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