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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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小的书里，首先震撼我们的就是本书作者，生于191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的日野先生。他八十三岁那年“建成了专门收治晚期癌症患者的养育院”；“八十九岁那年改编了《身披树叶的弗勒迪》”并亲自登台表演；他已出版了好几本启迪人生智慧的书；他亲手创办了圣路加护士大学；九十高龄的他不仅担任着圣路加国际医院的理事长兼名誉院长，还“每天为病人看病或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听众不必担心老人的演讲会不会枯燥，“即使是同样的课题，我也会设法以不同的方式开场和收尾，我总是想有所创新，讲出自己的特色”。
不妨再看看日野先生为我们引见的其他“老人“吧：一位六十五岁的男子退休后苦学电脑，他“把自己编制的程序软件卖给公司和医院，签定了许多合同”；太原先生年近八十还在栽培柑橘，“他总想生产出更好的柑橘，一点也没有衰老的迹象”；铃木先生“直到九十五岁时仍精神饱满地在教学生拉小提琴”；享年九十六岁的小原先生在七十五岁时用“丝线编织约1寸大的精制微型草鞋，已做了一万双以上”；铃木大拙先生“一直工作到九十六岁”，他把日本的佛教经典译成英语，因“这一丰功伟绩而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冈本先生“在舞台上表演到一百岁去世”；画家小仓先生“年逾百岁后仍握笔作画”，“满一O五岁时寿终正寝”……
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步，人生不再“苦短”——日本现有百岁以上的寿星一万四千人，美国的百岁寿星则超过了五万人——人类终于迎来了可以“自由地设计自己的人生”的时代，“这也是自己精神上、心灵上及才能上成长”的时代。请注意，是精神、心灵、才能在成长，而不是名利、地位、福气在“成长”。成长的支点放在前者，人们自然就会“思考‘我’存在的意义”，自然就会“内省、探索自己内心中有什么东西”，他们在“给活着的人留下光辉的一页”的同时，自己也享受到了“双倍的人生”！
在这些“满头白发的时候仍要结出硕果，生机勃勃”（《圣经》）的老人们身上，我们可曾看到传统的“福寿双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有的只是不停的超越——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对年龄和身体的超越，对死亡的超越——“越是能好好地过生活，死亡的恐怖便会越少”，“为了要好好地死亡，必得努力不懈。”（托尔斯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的千古名句在日野先生和他的同道们面前突然有了“问题”：看看封面上日野先生的照片吧——红红的面庞，青青的发丝，一掬笑意，源自心底，哪有什么“去日”的烦恼？更遑论去日后的“苦多”！
在铁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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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底的寒气里与阿蒂拉·尤若夫相遇。窗外的黄叶在飘飞，引得积年尚未烂掉的腐叶一起飘飞。池塘和水洼在闪烁。大风中的坚硬之物，除了钝响或沉默，不会有别的。冻土上的灌木丛枯瘦而坚硬，不曾移动半步，可它们却被震颤着的无尽头的铁轨带往远方。
我不认识阿蒂拉·尤若夫，甚至从未听说过他。在匈牙利诗人中，我们似乎只认识那个裴多菲。然而，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除了读阿蒂拉·尤若夫，也不会有别的。“现实，像一块坠落的岩石，／砸在我的头上。／／但就连那块岩石也是一个影像。，’（《我看见美》）尤若夫对生存的把握相当准确，语言诡异而朴质，内蕴着一种重极而轻的品质。不仅感觉到“岩石，／砸在我的头上”，而且感觉到“那块岩石也是一个影像”的人，才可以说具备了作为一个诗人的真正才能。“我没有父亲和母亲，／我没有上帝，我没有土地，／也没有摇篮，没有床，／没有吻，没有恋人的手。／／我三天都没有吃过饭／几乎没有吃过一片面包，／二十年就是我的力量’’（《我全心全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将生命的“二十年”视为“我的力量”。我被这简单的诗句震撼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比这种力量更孤独，更虚弱，也更强大，更纯粹。
傍晚用长柄勺舀出沉寂。
我是它的一片温暖的面包。
天空正在歇息，群星出来
落在河上，在我的头颅上闪耀。
——《一个疲倦的人》
读着阿蒂拉·尤若夫的诗作，不知怎地我竟不断的想到海子。阿蒂拉·尤若夫刚刚被翻译过来，海子生前是不可能读到阿蒂拉·尤若夫的。他俩之间隔着无底的深渊，但并不妨碍他们可以在某些方面非常相像或相近：灵魂的漂零感，幼年时代苦痛的追忆，对乡村和母亲的缅怀，失恋情结的郁积，对死亡意象的偏爱，尖锐的、超现实的风格，甚至对太阳的炽烈狂恋。更不可忽略的是，尤若夫也是卧轨自杀，他死在1937年，年仅三十二岁。
在我看来，这本薄薄的诗集有一个关键词像：“在铁轨附近”。阿蒂拉·尤若夫的生存、幻想、苦痛以及死亡大都与铁轨相关，它们或远或近，或上或下，或虚或实，皆环绕着“铁轨”发出或尖利或沉郁或炽烈的呐喊、叹息与浅吟。“我住在铁轨附近。／火车带着闪耀的窗户／来来往往。／它们是被照亮的日子的痰行。／
冬夜。
像它体内的一个更小的夜晚
一列货车
到达低沼地
星星在它的烟里盘旋
摇晃着穿过
深不可测的无限而被熄灭。
——《冬夜》
看得出来，他的诗具有一种燃烧着的独特内在性：表象下面的内在真实和内心真实。铁轨不仅象征或通向残酷的命运，而且它肯定将伸延到那个在冬夜里低诉与抗争的心灵。因此在它上面奔驰的岂止是火车？“冬天依然／在市镇上空涌流／然而黄色冬夜的光芒／在蓝色的霜上/在闪亮的钢轨上奔向城市’’（《冬夜》），“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纪把我从我的爱情上撕下，哦八轻轻拂去的悲伤。……他们甚至不知道天空已经／驶入了钱包”（《严酷》）。在尤若夫这里，“铁轨’’作为根词具备了宽大的承载性和虚无性，它从黑暗和寒冷中长出众多的干词和意象。读读《货物列车》吧，它就行驶在诗人的内在深处，命运之轮的敲击声如此清晰可闻：“货物列车正在靠站。／一种缓慢的铿锵声／轻轻铐住／沉寂的风景。／／月亮像一个逃犯／自由飞翔。／／破碎的石头歇靠在／它们的影子上，／为它们自己／进发出火花。／／它们以前从未像这样／处于恰当的位置上。这沉重的夜／，从什么巨大的黑暗／劈砍下来？／它落在我们身上／像一块铁落在／一个尘埃的斑点上。”尽管‘‘沉寂的风景’’被“轻轻铐住’’了，但那“破碎的石头”和“月亮”在话语维面上呈现着两种向度：面对与逃离。真正的诗人都无法回避这种悖谬关系。阿蒂拉·尤若夫是面对者也是逃离者。他在面对中逃离，在逃离中面对。一方面他必须“遵循现实那沉重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必须像天上那个“逃犯”一样“自由、翔”。虚与实，言与思，此与彼，重与轻，便在这悖谬关系中展开与模糊，并倾诉着这样的愿望：“购买一张通向／自我的旅行票将是／美好的。它肯定在我们内心某处。”（《阿蒂拉·尤若夫》）当然，“在铁轨附近’’并非全是不幸和磨难，爱的温暖也与“火车”相关：“我幸福。我的爱人／在我身边缝纫。／我们倾听一列陈16的／货物列车驰过。”（《夏天的下午》）“我把她搂向我而她闭上／她那在镜片后的眼睛。我们总被搅扰。／／火车离开了。”（《巴拉通萨尔索》）
阿蒂拉·尤若夫写给母亲和乡土的诗与海子同类诗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在回忆中写到母亲晾衣的细节：“她提着一个吱嘎作响的洗衣篮，／轻快地走上阁楼。11'…．，她走上去缄默地晾衣服，／她并没有责骂，她并没看我，／而衣服闪发微光，低语着，／在风中高高地摇晃。，’（《妈妈》）。《村庄》这首诗在语言构成上具有一种冲击力和穿透力：“农夫，粗野的、说话缓慢的／虚弱的农夫在沉睡。我坐在小土墩上，像／悲伤坐在它们的心上。我在守夜。”我在想，为什么死亡意象在诗中总是与女人或母亲相关？它是否源自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剧痛》这首诗里，诗人要将生之“剧痛”，失恋之“剧痛”通过万物告诉她们：“是谁说我必须／在她观看死亡殴打我之际／独自忍受痛苦？//……战马，公牛，／为了拖拉主人的轭而被阉割，／对她吼叫：剧痛。／／缄默的鱼，／当你们咬钩时／对她张口：剧痛。，’读过海子《死亡之诗》的，都不会忘记那“麦地”、“少女”和“如一束芦花的骨头”：“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千草上晾衣的／母亲”。死亡意象与女人或母亲相关联，其实是一种更内在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她们成了不幸和生命的缘由以及倾诉的对象。至于对苎严的热烈狂想与期待，二者也有某种相通点，只不过尤若夫仍不忘抓住“列车”意象：“太阳那燃烧着的列车／奔驰过忧郁的门廊。／／去吧，你的脚印／不再令A伤痛／／沉默。／只有一种溅落声，／我把我那肥胖的鱼放回河里。／一声低语，／我把我那脆弱的鸟放回田野里。”（《看吧》）“当我呼唤太阳系，思想的冠顶／测量我的高度……／／时辰枯萎成压抑的梦幻／一个紫罗兰花园在城市上空一寸寸游动。／一列火车奔向它们，细长的塔楼／在泪水的影子中对它们哭泣。”（《我扔它》）
难能可贵的是，阿蒂拉·尤若夫坚持着独立的思想立场，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的观点是超前的，一针见血的。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面没有出路，除了加入两个阵线当中的一个，为了无论有多少‘独立的善良愿望’的简单原因，一个人不能在两条战壕之间的机枪火力中耕地，相反这种工作可以在没有阵线后面得以实施。帝国主义并不通向自由，这一切无需证明。布尔什维克许诺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直到现在知道了的事物的自由。但无论怎样，人类都如此厌恶这个世界通过计划生产和劳动划分而仅仅带来在几代人后的人类的物理的、身体的改善，即使那时，如果取代被帝国主义制造成一种不可能的抽象的自由之后的呻吟是值得的，我们也会参加反对那种自由的真正的提供者的斗争。”（《致姐姐露西的信》·1927年）自由是不可能被提供的。它不是暖气片、面包、香肠以及夜晚的灯火。自由被提供就意味着非自由，那只类似于囚禁中的“放风”，而不可能是真正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