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6期-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趸乩磑（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底色的，是中国农民文化。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城市的“洋学堂”转到农民一边，其富有个性的革命文化建构之路，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这一方面与毛泽东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有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中国革命最深厚的伟力来自农民和大地，革命文化不能离开农民文化。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三大特征中，他真正突出并在实践中大力推进的，还是“民族化”与“大众化”，他所期望的延安文化面貌，一个是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二是文化品格的大众化。在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比如在教育方面，要求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是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任何轻慢的态度视之。然而，也不必讳言，农民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当然会意识到革命理想与文化现状之间的距离，但他“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38页）1942年，毛泽东就以赞赏的语气肯定彭湃与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并借机发动农民的做法。这一“适应和迁就”主要表现为要求从城市来的、主要受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四十年代的胡风即提出过异议，1980年邓小平又重提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文化，一方面，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毛泽东：《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引自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43页）从传统农民文化出发创造现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泽东的文化追求。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甚深。“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古来少有。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配置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
　　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本来，1949年建国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毛泽
　　　　　　　　　　　　　　　　　　　　　　　　　　　　　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126页）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首先是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A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毛泽东因此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批评“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其次，在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这些批评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工具的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社会组织方面。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总之，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结合毛泽东1955年的“向科学进军”、“现代化”以及1956年的“双目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等观念，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达到最理性、最开放的程度。与此相应，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加强民主与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政治上的“解冻”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气”，文艺作品批评官僚主义，经济上提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社会学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最重要的，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如果“早春天气’’真的顺利进入“春暖花开时节”，如果毛泽东从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