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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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往往要支配自己的思维而进入思维的继发过程，一旦如此，由于其受反思前提的支配，上述思维的原发过程便会或多或少地被遮蔽，概念的本真状态也会或多或少地被掩盖。一方面，如果在继发过程中过于专注象及其流动，而忽视与其相生的意及其逻辑含蕴，这就往往造成对思维确定性忽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关注意而忽视与其相生的象及其运动，则往往把概念理解为僵化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线性逻辑，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当然，对思维之原创性遮蔽最甚者是后者，即西方在意象割裂的前提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抽象逻辑思维。与此相比，中国学者在对思维朴素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思维类型，虽然也是自觉的继发性思维，但其中所渗透的反思更接近思维的原创性，因而它可以被看作思维原创性在更高层次上的或自觉层次上的发展。因此，上述西方哲学从逻辑到直观、从概念到象的回归趋势中出现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借鉴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王树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31．00元）
早期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若干史实问题
■ 叶 隽
《“八十年前是一家”》（《读书》2005年第3期）一文论及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 （“日耳曼学”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的若干问题，确实很重要。因为这事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新一代学人如何清理史料、对待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世纪进程中“与有力焉”，关联密切。在若干大的学术立论上（诸如“南宗北宗”的区分），笔者尊重杨武能教授的个体立场，不做价值判断（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在《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做全面深入的论述）。但在具体的史实之上，似乎有必要略做补充或商榷，以免造成误解。谬误之处，请杨武能教授与各位前辈、学长指教。
一是关于同文馆的建立。作者说：“例如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新设德文时称“布文”。这事情看似很小，不过是名字的发音罢了，但却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因为此前一直是与普鲁士打交道，所以很有可能是以“布”代“普”音。如有论者就提到W．N．Hagen就是作为第一名“俄语与普语”（fǖr russische und preuβische Sprache）教师于1872年任职于同文馆的。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A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至1918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 Paris & Wien：Peter Lang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5，S．59．），后才改教德文。（参见《齐如山回忆录》第2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同文馆情况，请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
二是关于杨丙辰。作者说：“……且未出现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杨丙辰其人，学术经历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北大、清华两大传统（尤其从德文学科史意义来看），确实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在翻译方面或可谓“颇有贡献”，但在学术上却不宜评价太高（这一点作为汉学家的傅吾康说的很清楚）。作为后人来衡定学术史，少不得的就是“中正公允”之原则。从科目设计上看，杨氏对德国诗歌还是颇有造诣的。杨氏的学术水平或许也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建树不多。就以他发表的《歌德与德国文学》为例，虽然不乏自己的见解，对资料也算比较熟悉，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很难说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上对北大德文系有实质性推进的，不是他，而是洪涛生。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对杨丙辰很有“同情之理解”，但这与对他的学术史地位的判断是两回事。关于杨丙辰其人，作者另撰文《花自飘零风尘中》有较详细论述（参见《读书》2005年第8期）。
三是卫礼贤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系网。1921年，卫礼贤退出同善会，摆脱了传教士的职业和身份。1922年，卫礼贤再返中国，这一次他是以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的身份来的。1923年卫礼贤失业，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德国外交部大幅度削减人员，卫氏本来就不是外交官身份，故亦在被裁之列。蔡元培于是送了一纸聘其为教授的一年期合同给他。可惜的是，卫礼贤与北大的因缘，并不表现在聘用关系的长久上，他努力谋求的是德国大学的教职。1924年，卫礼贤本已准备与北大续签合同，但法兰克福大学的聘书正好到了（Ballin，Ursula：“Richard Wil… helm（1873～1930）—eine biographische Einfuhrung”《卫礼贤简传》．in Hirsh，Klaus （hrsg．）：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汉学家与传教士》．Frankfurt am Main & London：IKO…Verlag far Interkuhurelle Kommunikation， 2003．S．19…20．）。于是他打点行装，毕竟，建设一个新的汉学学科的诱惑，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难抗拒。所以，卫礼贤的主要精力和心思仍放在德国汉学的建设上面，他对北大德文系虽有授课之功，难有推进之力（学术上）。因为，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德国文学研究者。所以，似乎不宜过于强调卫氏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联，相反倒是他的另一位同胞，欧尔克教授对中国德国文学学科的贡献甚大。这一点作为学生的张威廉与冯至都有深刻印象，并有明确的回忆录可供参考。（参见冯至“怀念北大图书馆”，《冯至全集》第5卷第78…7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威廉：“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德语教学随笔》第156～1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关于欧尔克其人与北大，作者另撰文《清风送爽到天涯》再详细论述。
四是关于珍贵的照片材料。这张“北京大学德文系师生临别纪念摄影”，标明时间是民国十二年六月，即1923年6月。关于照片上的人物，今天已很难具体落实到每个个人，但一些重要人物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作者说：“前排坐着的从右到左依次应是卫礼贤教授、杨丙辰（震文）系主任、洪涛生教授。只可惜最左边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谁，但肯定也是我老师们的老师，也是中国第一代日耳曼学家中的一位。”这里有些判断不错，有些说法似值得商榷。
这四位先生可能为：杨丙辰、欧尔克、李茂祥、卫礼贤。（根据192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德文系教师五人：杨震文、李茂祥、朱家骅（出洋）、欧尔克、海理威。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上册，第3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根据重要性来说，系主任是杨丙辰（右二）、德国教授为欧尔克（左二）、卫礼贤（右一）。左一可能是李茂祥（也有可能是顾孟余，他也曾任北大德语教授、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但尚无法确认。左二是欧尔克（不是洪涛生）则毫无疑义，因为同一张照片亦收录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参见Oehlke，W．：In Ostasien und Nordamerika als deutscher Professor：Reisebericht（1920～1926／（在东亚与北美做德国教授：旅行报告（1920…1926））．Darmstadt & Leipzig：E．Hofmann，1927．
后排十三人应包括了1923年毕业的十位毕业生。这十人是：王维新、李慰祖、吕梦膨、张式夫、薄之畲、刘钧、王有德、张传普、唐性天、王德隆（《十二年六月本校各系毕业生姓名》德文系名单，载《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8日，第2版。另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上册，第743页）。其中张传普即张威廉，还有数人尚待考。可能包括的人有：商承祖、邢荫棠、许潘云（音）等。（之所以如此立说，是因为据张威廉先生回忆：商承祖比他们要低一级，但他是在德国上的中学，所以程度很好，便跳级听课，和他们是同班上课的；许潘云（音）则曾经当过浙江教育厅长。但查注册部布告，1924年的德文系毕业生只有商承祖、邢荫棠二人；1925年德文系毕业生五人：饶铗鸣、王治孚、黄光焌、王文俊、周光达；1926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刘健；1927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冯承植（即冯至）；1928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常锡光；1929、 1930年德文系毕业生均无记载，而同期英文系、法文系均有毕业生；1931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胡庭芳。1932年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德文组毕业生一人：牛存善。（《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上册，第744、747、749、751、752、755、757页）
北大早期学制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预科两年，不分系，只分文理科。冯至 1921年人北大预科，1923年暑假后人德文系本科一年级，1927年暑假在北大德文系毕业，9月赴哈尔滨一中教国文。在北大共求学6年。1923年时，冯至先生刚由预科毕业，想来也不应列在此照片之上。
五是关于商承祖父子。商承祖之父为商衍鎏（1875～1963），是一位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不容忽略的先驱者。但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好像尚没有他是“晚清时期一位驻德国的外交官”的证明。1912年，民国初建，而袁氏当国，一切混沌未开，并未显出民主共和的峥嵘气象。商衍鎏思考再三，乃决定接受德国汉堡大学的邀请，出任汉语教师。而在4年聘期满后（再兼一战爆发、中德为敌国），商氏于1916年即归国，先后任总统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商氏有两个儿子——南大教授商承祖与中大教授商承祚，一治西学，一研中学，均名标学林。 （参见叶隽《有时空望孤云高——念商衍鎏先生》，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20日）商承祖（1899～1975）曾留学德国，亦是北大德文系的早期学生，后任中央大学德语教授、国立编译馆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