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08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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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的眼前还是模模糊糊的。我只听到老婆拼死大叫起来：杀人啦——你们杀了我儿子……老婆的声音又尖又响，后来这声音也成了我噩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梦里，这声音一下子就冲破了天上的云，地上的土，冲倒了身边的高楼大厦，冲垮了江上的大堤。天上的云大块大块的掉了下来，地上的土成堆成堆地拱出来，楼房一排一排地倒下来，江上的水一浪高过一浪地冲过来，把这个城市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
老婆还冲着我说，张大全，你不是个男人！你上辈子……肯定是条狗！
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上辈子是条狗。老婆说得对，对极了。我还把老婆的话仔细加工了一下，认定我上辈子是条哈巴狗，不会护家，见到坏人就怕。我没用，我懦弱。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
老婆喊完这最后一句话，就倒了下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在医院里，老婆咽了气。
好了，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没有了。
后来，白大褂对我说，我见人就说一句话，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吃饭，不睡觉，身上有一个月没洗澡，衣服像路边的乞丐一样脏，臭气一百米以外的人都闻得到。我走在大街上，身上披着一件儿子睡觉的床单，见到人就笑，见到人就声明，我不是胆小鬼。再后来，就来了一帮人，穿制服的，把我抓了起来，送到这个大院子里。
白大褂现在说，好了，现在，你好了，想起以前的事来了。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朝着外面喊了一声，小李，你进来！
外面进来了一个人。我揉了揉眼睛，天呐，儿子，是儿子！可是，很快，我就失望了。那人摘下太阳帽，把耳朵边的一颗黑痣拿了下来。我这才明白，这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已经和他妈妈一起，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儿子了。
白大褂说，对不起，我们不得已才用这种办法，让你伤心了。
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他妈的，确实，是一个胆小鬼。我还知道了，我上辈子，是一条狗，一条哈巴狗。
什么？我又流泪了？不会吧。我已经很久没有流泪了，我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了。这一定不是泪水，这是雨，老天专门为我下的雨。
白大褂说，你现在想回家吗？
回家？我还有家吗？我问白大褂。白大褂当然不知道。可我自己知道。我回到那个很久都没有人住的房子里。里面积满了灰尘。还有几只蜘蛛在屋里织了网，打算长期住下去。这个房子里，挂满了儿子的奖状，曾经有儿子的欢声笑语。
儿子说，爸爸，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
儿子说，爸爸，你辛苦了。等我上了大学，找了工作，一定要让你享福。
儿子还说，爸爸，你都有白头发了，我来替你拔掉。
我看了一眼房子，冲出门去，落荒而逃。我身上揣着儿子的照片，走在大街小巷里。我听到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儿子的声音。
儿子说，爸爸，我相信你，你不是胆小鬼。
牛大鹏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信。白大褂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信。可儿子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信了。
儿子一定看到我满意地，笑了。
丁伯慧，男，１９７３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大学工科毕业。先后做过海员、秘书、杂志编辑。曾发表散文、诗歌约百万字。１９９９年开始小说创作， 曾在《大家》、《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杂志发表小说，有中短篇多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我和我的小白鼠妻子》、《先锋时代》、《热线咨询员》等，其中《先锋时代》被《小说选刊》选载及收入多种选本。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向午
心灵的基层
■ 张执浩
一个名叫张大全的男子下岗后开了个水果摊，因与人发生口角遭致歹人的辱骂，儿子冲上前去保护父亲，结果被杀。张大全由于亲眼目睹了儿子被杀而没有来得及阻止悲剧的上演，被妻子指责为“胆小鬼”，以至于在妻子去世后他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为了摆脱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终日沉醉在酒精中难以自拔，一边是搜肠刮肚地寻找记忆，一边是依靠遗忘来勉强度日。在这里，遗忘只是假象，回避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在从疯人院内出走——被抓回——到最后彻底走出疯人院这个过程中，作者用细致而逼真的、类似于醉汉般的絮语和笔触，揭示了一个热爱生活却被爱所伤的男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像一张结实的大网，如果你放弃挣扎，你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发疯，二是继续麻木下去，听任宰割……
丁伯慧的小说我读得不多，但我知道，他年纪轻轻却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种过地，当过海员，干过企业，还在一家心理咨询杂志工作过。这一点与流行的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差别很大，我们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现实，那种粗砺的、“与生活平起平坐”的现实。如此看来，丁伯慧不是那种枯坐斗室仅凭才气而写作的作家，当然也不是那种仅凭生活积累而不加选择地将生活生硬地搬移和堆砌在作品中的作家，他懂得如何过滤，如何筛选，并善于将自我有效地纳入到作品中，和文学一起来承担生活的压力。这次集中阅读了他的《先锋时代》、《热线咨询员》和这篇小说以后，我感到他所关注的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对于一个自觉的作家来说，这个“限度”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在认清了自我的局限以后，写作者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最大范围内的自由。丁伯慧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个体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准确地说，是个体人物的心灵基层生活——从内心深处翻涌而上的那种悲悯情怀。无论是《先锋时代》里布兰、郁聪、菲菲，还是《热线咨询员》中的马丁、豆豆、丁瑜，还是这篇小说里的“我”，基本上都是循着这样一条我们既司空见惯又惊心动魄的心灵轨道来展开叙述的。我确信，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具有洞察人物内心世界能力的作家，只有当写作者的笔触伸进那个被遮蔽的世界时，他的文本才可能摆脱“事件”的束缚，从而走向开阔之境。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中的那个名叫张大全的男人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世界里最脆弱的一个环节，他节节败退的生活充分昭示了当代弱势群体的原生面貌，从下岗到摆水果摊受恶人欺辱，他的生活乏善可陈，然而，作者却在绝望之中为读者营造了一座爱的危巢，这就是他对儿子的爱恨交加之情。在这里，儿子既是张大全走向生活的助动器，又是他逃避生活的麻醉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在儿子冲向暴徒的时候，张大全不是惊呆了，而是毅然冲了过去，那么后来的结局会是怎样呢如果那个“肚子上被插了一把刀”的人不是他儿子，而是暴徒，张大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回味和把玩的空间，但我相信，这些空间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抗争而变得敞亮，相反会更加逼仄。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作家究竟应该体验什么样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还是自己的是外在的生活还是内心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年轻的时候，“生活”是一个名词，只有当我感觉不再年轻的时候，它才变成了动词。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他与生活互动，而一个写作者只有在做出了将自己全盘托付给生活的决定后，他才敢于去承受迎面扑来的粉尘和烟雾。丁伯慧显然已经具备了这种承担的勇气和能力，即，爱与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作家在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后所能“体验”到的，而是置身其中以后所产生那种古老的情怀：道义、良知和悲悯等等。这样的情怀实际上早早地就潜伏在我们个人的体内，但由于外在生活的不断侵蚀和打磨，我们麻木了，遗忘了。现在，我们得弯下腰来，蹲进自己的体内，在黑暗中寻找和挖掘它们。如同这个故事中的张大全一样，他借助酒精的作用练习遗忘，但他最终还是戳穿了自己的这套伎俩，走向了生活——那个庞然大物。
关注弱势群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关心自我内心深处的那片渐趋荒芜的感情角落却依然是文学的母题之一。心灵的基层从来就不是什么虚无飘渺的东西，也丝毫不晦涩，它只是、仅仅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那团苦水，就像张大全一直想说出来却始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的、那份爱恨交织的感受。有时候，说出生活的真相远比说出真理要困难得多，因为真相往往被遮蔽，而说出来你又会得不偿失。说到底，是因为我们都在惧怕。
因此，我要向丁伯慧表达我的谢意，阅读他的小说使我感到了快乐。
责任编辑向午
ＳＡＲＳ高地上的角力
■ 李昌建
引子：
这是一个春天，一个本该心旷神怡的春天，一种病毒的猝然出现，污染了春的气息，生命的绿叶悄悄地改变着颜色。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晚，广东佛山出现第一例“怪病”。
人们很快被卷进这场“怪病”的谈论与恐惧中：有一种病容易传染，且原因不明，无药可治，很多医生也被感染倒下，有的医院还关了门。大小药店里，“板蓝根”、温度计、口罩、“抗病毒口服液”猛然热卖；各商场、集贸市场，香醋出现严重断货；
可怕的是，“怪病”像狂暴的季风，迅速蔓延全国。
人们惊呼：谁曾想到科学发展到今天，一种怪病还会要人的命呢？
我们自不必踉踉跄跄。
专家们给这种“怪病”取名叫“ＳＡＲＳ”。春节过后，中国开始了抗击ＳＡＲＳ的艰难历程，同时坚定地告诉世界：我们一定能胜利！
黄鹤楼前楚江开。广东、北京等地的疫情，很快对地处中原腹地的湖北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我漩入了湖北抗击ＳＡＲＳ的洪流中。记得那天正好是４月中旬，这时的荆楚大地，稻苗正绿，草木葱茏，空气里开始飘荡出夏天的气息。阳光灿烂的江城内已经能嗅到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花和歌的气氛。
我和所有奔波在抗击ＳＡＲＳ一线的记者一样，凶险的搏击就在我们的奔波和疲劳的神经中悄然而过。
护士杨玉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在我报道抗击ＳＡＲＳ的期间，一直在我脑海里晃荡。
现在当我把这个名字轻轻地写在纸上时，却忽然觉得笔端是如此沉重，让我无法喘息：这位３０年护龄的武汉硚口医院护士，在母亲病重时，却没时间为在病床上昏迷了多日的母亲打一针——母亲一生，只养育了她一个人。
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但这件事我又必须去做。
有天晚上，杨玉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女儿在等她。
“妈妈，明天把外婆送到医院打针？”
“行！”
不料当晚，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