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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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场上的朱老总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予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占东北的决策与三大战役的擘画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　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2　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3　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4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阁长贵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