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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宦官的历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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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突破,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体现出来。
  秦汉时期宦官
  宦官的身份、地位性质在秦汉时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秦代由于时间短,亦曾出现宦官干政现象,但是宦官势力没有得到太多的发展空间。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之时,由于少府、大长秋两大宦官系统的设立,使得宦官参政开始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此时的宦官亦开始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并且逐渐参与到礼制、司法、军政等国家大事中来。
  参与朝会。朝会制度,也就是朝议制度。秦汉时期,建立了由君主指示文武大臣朝会议决重大军国事务的制度。朝会一般由皇帝主持,有时亦由三公之类的重臣主持。参加朝议的人员一般包括公卿、列侯、大夫、博士等,议事内容包括立君、储嗣、宗庙社稷、边事、法制等,从参加人员及议事范围来看,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秦代权阉赵高曾主持过朝会,东汉晚期,宦官主持的朝议活动更为常见。公元172年,汉灵帝召开朝会,令中常侍赵忠主持,“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后汉书·陈球传》)。宦官主持朝会,表明宦官已经参与了中枢机构政治活动,大大扩展了宦官的活动空间。
  察举人才。秦汉时实行荐举制,由公卿、列侯、刺史、国相等两千石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秦汉时代,察举人才职权逐渐为宦官侵夺。汉代的大长秋、中常侍,秩比两千石,本就有荐举之权。同时,东汉时期宦官利用权势,逐渐侵夺地方官员的察举职权。如蔡衍为冀州刺史时,“中常侍具瑗托其弟(具)恭举茂才”。由于东汉末年宦官擅权,地方长官“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后汉书·曹节传》)。通过以上途径,东汉的宦官实际上控制了人事大权,并间接地扩大了宦官势力。
  主持典礼和祭祀。古代社会,典礼和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尤其是祭祀活动,非常庄重严肃,汉代以前“刑余之人”是不可能参与的。西汉时,还定制“宦者不宜入宗庙”。但到了东汉时期,开始突破这一礼制。据《后汉书·顺烈梁皇后传》记载:灵帝“拜虞大家为宪陵夫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又据《续汉书·礼仪志》记载:“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陈某,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甚至皇太后下葬时,使大长秋吊祠,“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
  侵夺内廷财务职权。内廷财务,本由少府主管,东汉时渐移至行官之首。灵帝时,公开卖官鬻爵。“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卖官之事,由宦官赵忠、张让主持,卖官的钱财,亦由宦官主管。宦官利用皇帝的信任,侵夺了财政职权。




行走于宫廷和朝堂之间(2)



  插手司法。秦汉内廷设有专门由宦官主持的监狱,如掖庭狱、黄门北寺狱。尤其是黄门北寺狱,只关押朝廷重臣、后妃宫女、内廷宦官三种人,凡是重大案件,都是中常侍亲自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禀报。延熹二年,白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人不当,“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昭尚书都护戟剑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后汉书·李云传》)东汉宦官发动的“党锢之祸”中,大量的名士死于其间,其中包括太傅陈蕃。北寺狱的出现,标志着宦官势力开始插手司法部门,开历代宦官干预司法之源。
  侵夺军权。历代禁军都是皇帝的亲信侍卫部队,非皇帝身边心腹重臣不能统领。宦官统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外戚梁冀。桓帝“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统领过禁军。《后汉书·窦武传》:“曹节、王甫等人挟灵帝,劫太后……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等合……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兵降略尽。”灵帝晚年,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兼领禁军。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图谋剪灭宦官。蹇硕感到危险,便与中常侍赵忠商量,准备引诱何进进宫,然后诛杀他,但是赵忠出卖了蹇硕,于是蹇硕被杀。此时,袁绍劝何进乘机夺取宦官统领禁军职权,诛杀宦官。但是,遭到当朝何太后的阻挠,何太后认为“中官领禁兵,自汉家故事,不可废也”。结果,宦官先下手为强,在宫中杀了何进。
  监察军队的滥觞。宦官监军,始于东汉桓帝年间。延熹五年,冯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统领大军镇压南方人民的武装起义。这时,宦官擅权严重,时常以种种理由,克扣出征将士的军饷、钱粮,所以,冯绲请求朝廷派遣一个宦官作为监军,以保证大军能得到充足的军粮军饷。灵帝时,在剿灭黄巾军的官军队伍中,已经可以看到宦官的踪迹。东汉卢植在灵帝时拜为北中郎将,奉命讨伐张角。在攻打黄巾军城池时,“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贿送丰,植不肯,丰还言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可见宦官已经插手军队,不过他们还不能亲手指挥军队,只是作为观察使之类。
  被授予荣誉军职。宦官孙程死后,东汉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并赐谥刚侯。桓帝时,宦官单超同样死后被追赠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汉代乃是极其尊贵的军职,授此军职对宦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荣誉。灵帝年间,为此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建宁二年,大宦官曹节得了重病,危在旦夕,灵帝以为曹节即将死去,于是“昭拜为车骑将军”,但不久曹节的病又好了,结果朝廷不得不把赠名收回。不过,曹节死后,还是被追赠为车骑将军。由此可见,此时宦官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只是获得一种荣誉称号。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宦官开始真正涉足军权,统领军队。宦官赵忠是第一个真正能行使车骑将军职权之人,而宦官蹇硕甚至还被任命为三军元帅,不过他并没有亲自统兵上战场,只是留守在长安。
  汉代宦官,作为国家官员,也按照职务的高低享受不同的俸禄。大长秋秩比两千石,中常侍秩比两千石,黄门令秩比六百石,中黄门三百石。封侯的宦官还可以享受食邑特权,也就是被奖赏户民,作为私有家产。这些经济上的特权,是前代宦官不曾有过的。不仅如此,汉代宦官还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收受贿赂,进一步壮大自身势力。
  收受贿赂,这是宦官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东汉时宦官权势大增,外朝大臣为了摸清皇帝喜好,以加官晋爵,经常给上层宦官递送重礼。桓帝时中常侍侯览,“收纳货遗以巨万计”,积累了万贯家财。
  明目张胆的敲诈。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朝中大小事务都是宦官决断,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利,明目张胆地敲诈百官、百姓。灵帝时,下令天下郡县进贡木材给皇室,各郡进贡的木材运到洛阳时,负责接受的宦官乘机敲诈勒索,大肆中饱私囊。灵帝末年,渤海王刘悝因不肯贿赂宦官王甫,王甫大怒,诬告刘悝谋反,结果刘悝不得不自杀,他的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使女二十四人,都死在监狱中。
  大肆兼并土地,是东汉宦官敛财的又一途径。中常侍侯览,“贫侈奢纵,前后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宦官张让更是持灵帝之宠信,“一书出门,便收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两汉时期,主要是东汉的宦官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过着王公贵族般的骄奢生活。安帝时,中常侍樊丰,“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而中常侍赵忠的家园,建筑得像皇宫一样豪华,以致汉献帝后来在皇宫被焚毁后还到赵忠家住宿。
  西汉时,宦官势力比较弱小,所以社会地位也不高。东汉时,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大增,社会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表现出来。
  娶妻纳妾。宦官本是刑余之人,性功能遭到破坏,这在封建礼法社会,深为时人所不齿。宦官为了挽回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蔑视,利用手中的权势和不义之财,也大量地娶妻纳妾。“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




行走于宫廷和朝堂之间(3)



  大量收养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宗法社会的礼仪准则。东汉时期的宦官一方面是为了雪耻,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庞大家产后继有人,开始收养义子。郑众是第一个收养义子并且袭封爵位的宦官,这只是特例,并没有获得制度上的准许。到了汉顺帝四年(公元136年),顺帝下昭,表示宦官可以收养义子、袭封爵位,于是宦官养子形成风气。
  守丧建坟,这是宦官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按照礼制,宦官作为阉人,是不可能守丧三年的。不仅如此,宦官还为自己预筑坟冢。按照汉代礼制,只有皇帝、诸侯王才可以预筑坟冢。
  开办学堂。灵帝时,宦官创办了一所与太学相对立的学校———鸿都门学。“光和元年(公元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学校主要教授辞赋、书法,凡进入的学生都受到朝廷的重用,可见是为了扩大宦官的社会基础。
  魏晋南北朝宦官
  魏晋时期,曹操目睹汉末宦官为祸之烈,因而当政时严厉制抑宦官。稍后魏文帝曹丕继承了这一政策。曹丕规定宦官不得出任外朝官职,同时内廷官衙的最高官职由士人出任,降低皇太后诸卿的政治地位,这些有力措施大大裁减了宦官的权力。
  两晋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曹魏制度,虽然时有宦官与朝臣结党情况,但宦官一般未能担任外朝高官,基本上限于内廷事务,亦未形成政治性集团,特别是东晋士族势力大盛,宦官集团势力进一步衰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
  北魏时期,“阉官用事,大者令、仆,小者卿、守”(《通典·职官》)。宦官不仅拥有高官厚爵,而且其实际职权远远超出了内廷杂物。北魏,宦官专擅政务者不在少数,最烈者前有宗爱,后为刘腾。宗爱拥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后位居元辅,“坐召公卿,内外惮之”。刘腾专政时,朝中九卿、八座重臣,亦须“旦造腾宅,参其颜色”。执掌中枢大权之宦官,并非仅宗爱、刘腾二人。宦官王遇曾任吏部尚书,赵黑曾出任选部尚书,继之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选部尚书。宦官出任吏部最高长官,执掌官吏,这在历代极为罕见。而且,北魏宦官也开杀戮帝、后之先河,权阉宗爱曾将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害,刘腾曾在孝明帝时将灵太后囚禁起来,孝明帝亦无法相见。
  干预军务,出任地方长官,也是北魏宦官一大特色。太武帝西征时,宦官仇洛齐“从平凉州,以功超迁”(《魏书·仇洛齐传》)。孝文帝南征时,宦官抱嶷“亦刺史随驾南征,常参侍左右”。北魏宦官出任刺史、郡守、县令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余华青先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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