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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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
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
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
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
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
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
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
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
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
作者:张五常
2000年7月20日
不久前儿子就读的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内发生一宗轰动美国的悲剧。一位病理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建树的教授,被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徒弟杀了,该徒弟跟吞枪自杀。几年前在另一家美国大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
国的留美学生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儿子是同学系,师傅是该系的头头,被杀的是副头头,所以儿子对这悲剧有一手的资料。儿子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里作研究的并不容易。凶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美国五年,是去年九月转到华大去
的。他的英语有困难,到了华大四个月就知道不会被续一年之约。他的脾性变得很古怪,同事们避之惟恐不及,事发前两星期他买了手枪,死后在身上带要自杀的信。事发当日他到教授的办公室,关上门,外间的人听到争吵之声,跟就是
枪声了。事发后警方初时以为教授要阻止凶手自杀而被误杀,但后来知道教授身中四弹。
美国传媒的一般舆论,大致上是对的。那位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上上之选,但求学认真,学历很不错。问题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国是破釜沉舟,好叫将来能光宗耀祖。不被续约,前途茫茫,还有什幺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这是很多从落后之区到先进之邦留学的意识吧。老实说,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时,也有类似的意识。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初起的两三年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学问使我了迷,心焉向
往,我就再懒得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一下子就走进学问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当自己的儿女要进大学时,我对他们说:“读书要为兴趣,不要为任何其它人而读。你们的成绩怎样我也是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读书不要太认真,也不可强求,但假如你要有学问,你大约要有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
味,其它什幺事情也顾不了。”女儿大学毕业后,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对学问没有兴趣,不要再读下去。我当然不勉强。儿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遥想加大当年,图书馆内有为研究生而设的、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门有锁,可以独占。小房简陋,桌、椅、书架各一。重要的是这些小房间是在图书馆之内,自己要读的书不用借出,可把馆内任何书籍搬进小房内,离开时把
门锁上,要读多久就读多久。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图书馆有办公时间,但大门常开,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不用馆员服务把书借出去,图书馆是没有关闭时间的。
当年,虽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时间是住在图书馆内的。我独占的小房内常备饼干、罐头汤、煮汤的发热针、睡眠与清洁的日用品。花了一点钱购买了一枝小灯,应有尽有,那就是我的学问小天地了。
虽然我是念经济的,但读得苦闷之际,图书馆内的非经济读物,也就顺手搬来过瘾一下。去年底我写千禧回顾——《惊回首,感慨话千年》——那篇长文所用的中国史实,大部分是那时因为在苦学中要松弛一下而学到的。
经济学呢?那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老师艾智仁在课堂上说:下一课我们讨论失业。我就将图书馆内所有的关于失业的论着搬进自己在馆内的小房中,痛下心机。到了下一课,艾师问:“什幺是失业?”同学研究生鸦雀无声,我
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专家都胡说八道。”艾师很高兴,问我为什幺会是个“失业”专家。我如数家珍地从庇古到凯恩斯到森穆逊,不停地说下去,真的是博学多才了!
同学们给我杀下马来,就向艾师投诉,说在大学图书馆内找不到关于“失业”的书籍。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所有的“失业”书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锁在图书馆内自己独占的小房间中。
主修经济,我当年所学当然以经济为主,但在那学问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历史、艺术、人类学、逻辑学、文学,还有什幺孙中山、毛泽东、马克思之类的。后来我曾经夸夸其谈,说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学的几个学系内任教职。港大
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其所学也是包罗万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广。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大师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阿罗、艾智仁、贝加、赫舒拉发、巴塞尔……等人,他们对经济学外的学问,也很有两手。这
证明这些人也曾经进入学问的天地了。
人类的知识是个宝藏,像苏东坡所说的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争取有两个困难。第一是要花点劳力、花点时间。我们要把心一横,老老实实地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宝藏虽宝,内里废物甚
多。学问之道是要把宝物与废物分辨开来的。我们学时要考虑,要拜师,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回头说那位杀师而又自杀的中国研究生,应该读过了不少书——他既是医生,也是博士。书是读多了,但也是读了。要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我可以肯定,这位仁兄从来没有为学问而学问,没有进入过学问的天地中。
再对中国审慎乐观
作者:张五常
1999。11。25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的初稿,断言中国会放弃大锅饭而转向私产及市场的发展。此稿寄给行内的朋友阅读,不同意的人不计其数。只有高斯认为我很可能对。巴赛尔认为我的理论天衣
无缝,但结论难以置信。佛利民呢?他认为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看得最乐观的人。
我硬头皮送该稿到英国发表,颇畅销,但读者大都认为我是作白日梦。三年之后——一九八四年——我对中国的推断不差毫厘地发生了,好象是预先把中国的经改历史写了出来。识者哗然。
然而,中国的问题很复杂,更乐观也要有点保留。我于是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我对中国审慎乐观的原因》,澄清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九九三年,我见中国的经改功亏一篑,裹足不前,就担心起来了。但那时通胀急剧,要治理。这“治理”来得很有一手,只两年通胀率下降至零;跟就变为通缩,经济一蹶不振。数之不尽的法例左管右管,说不通的琐事无日无之。
大贪污日渐式微,但小贪污却变为例行公事。是的,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方向,忽左忽右,我不由得悲观起来了。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公布了中美达成协议,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息。晚上郑大班给我电话,邀请我在十六日早上为世贸之事作电话访问。我一口推却,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协议的内容,无话可说。十六日早上,协议内容的大概见
报了,我读了几遍也不觉得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更何况我期待已久的解除外汇管制,只字不提。我很有点失望。
同日下午,广州的刘晓虹到港大,访问我对中国参加世贸的看法,可能又是要替《经济学消息报》写文章。我对她说:“你来得正好,因为我在报章上不明白世贸协议的重点,你比我知得多,可否解释一下?但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上两
个小时的课,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可以吗?”
大家商量时间安排之际,晓虹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