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5-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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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谏鼓”、“谤木”的传说，却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在秦王朝灭亡以后，这个传说不但仍然使人民对尧舜的“德治”无限景仰，而且从汉朝到明朝它还一直是儒家“为帝王师”的一项教材。明朝的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教万历皇帝而编写的《帝范图说》开头第二篇，就有“谏鼓”、“谤木”的图说。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也记录了汉文帝登基第二年后说的一段话：“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从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这个汉文帝登基一年，就用口谕废除了对谏谤治罪的法律条文，允许人民诽谤而不许官吏治诽谤罪，在封建帝王中似乎是个很特殊的“例外”。汉文帝在位时，从贾谊那借古讽今的《过秦论》和激烈批评朝政的《陈政事疏》都曾经得到重视来看，他愿意听取臣下的意见，并不是假装的。他在位时，还做过一些“废除肉刑”、“废除犯罪者妻儿子女家族连坐法”、“免除田租”、“把后宫美女放出去嫁人”等别的皇帝不曾做过的事。所以在史书上，他留下了较好的名声。司马迁对他的评语是“呜呼，岂不仁哉！”这样的评语在《史记》上是难得有的。
在《史记·孝文本纪》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文字是，裴《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里面所引用的诸家注释，里面有关于“诽谤木”的几点说明。这里依据原文简单地说明如下：服虔注释说诽谤木，是尧创作的，立在桥梁上的“交午柱头”；应劭注释说，诽谤木是桥梁边的木板，是用来书写政治过失的，到秦代被去掉了，现在又恢复了；韦昭注释说，诽谤木是考虑政治上有缺失，使众人的想法可以写在木板上。但这只是尧那时候才真是那样的，后世已经把它变成装饰品了：现今宫门外面桥头的四柱木，就是那个东西。郑玄的注释主要是对古人形容诽谤木是“交午柱头”或“四出柱”的形状，作进一步的字义说明。他说《礼经》上记载，“一纵一横为午”，讲的是用木贯穿柱头，成“四出”的样子，就是现今的“华表”。崔浩的注释是对郑玄之注的补充说明，他说，用木贯穿柱头四出，名为“桓”。由于春秋时候陈国、楚国的方音“桓”与“和”相近，所以又叫成了“和表”；现今叫“华表”，又是因为“华”与“和”声音相近而讹变出来的。这几个注释很有意思，它不但说明了古代“诽谤木”的样子，而且说明了它的流传和蜕变：从一种发布舆论、听取民意的设施，蜕变成了宫门外面用来做装饰的“华表”。
不过，对历代相传尧舜那时的“诽谤木”是用来“书写政治过失”的说法是不值得相信的。首先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古代的文字，最早的只是殷墟的甲骨文字。甲骨文以前，即殷商以前的“夏”，还没有什么有文字的东西在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出现过。那么夏以前的尧舜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除了《尚书》、《竹书纪年》或《路史》上所记下的一鳞半爪的传说之外，实在难于作具体的想象。那时候有没有文字？用什么东西“书写”？也都是目前还无法解答的问题。甚至“尧、舜、禹”这三个字，在古籀文中，看起来也只像是从远古部落“图腾画像”的描摹中简化而来。即使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花了两千万元，从半考查半推测中弄出了一张夏商周断代的“年表”，但要使人相信“夏”文化的起结，已经很难；要推到夏以前的尧舜，则仍然只能是瞎子摸象。所以，尧舜时的“诽谤木”是否真有，现在还只是一个谜。即使真有，那也不过是在桥头立一个木柱，让对部落首领有怨气的人站在桥头，敲着木柱，向过路人说出自己的“诽谤”，不可能在木柱或木板上“书写”，也不可能都被尧舜听到或看到。“诽谤木”的形制，大概原本只是源于古代部落社会风习的传说。后来儒家想“托古改制”，也只是故意把远古部落习俗的传说神化，把尧推崇到“至德无名”的地位，用来作规范后世帝王政治行为的偶像而已。所以，“诽谤木”也便成为了提醒帝王要“听谏”、“听谤”的象征物。说破了，它实际上是儒家借远古部落文明传说，做“托古”想象中的产物，骨子里，是用“听谏”、“听谤”来宣传儒家的“仁民”哲学与“德治”主张的。
儒家关于“尧立诽谤木”的说教，在东汉学者应劭的注文里面说：“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可见在东汉时，诽谤木还是在桥梁边树立着的，它还有一定“德治”的象征作用。但到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的注文里面，已经拆穿西洋镜，说：“虑政有阙失，使书于木。此尧时然也，后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柱木是也。”儒家说教的象征物，在三国时就已经被用来作为皇家宫廷外面的装饰品了。可见儒家劝说封建帝王“听谏”、“听谤”的说教，渐渐地也掉了一个头，即从儒家用来规范帝王德行的象征物，变成了帝王用来把自己装饰成能“听谏”、“听谤”的、有尧舜之德的“圣君”的装饰品。这一转变，也反映着“舆论”一词的异化，即原先那“诽谤”性的“舆论”，渐次变成了为帝王用来装饰自己的“舆论”。这一转变，在中国“舆论”的发展史上，是“舆论变质”和“舆论异化”的表现。
当然，所谓“舆论变质”与“舆论异化”，这是我们现在文雅的说法。在古代，实际上就是指“舆论”已经由皇帝身边的文人学士们另行造出了一种为皇家“歌功颂德”的“假舆论”。这“假舆论”的目的，是要为皇帝的“圣德”作宣传、为皇权神圣化作装饰的。说白了，就是把皇家“钦定”和“御用”的“宣传”，伪装成“舆论”的样子。原先那来源于民间的“舆论”，这时，就被看成是单纯的“诽谤”，不能算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舆论”了。换句话说，就是真正来自民间的“真舆论”被贬低为不合法的“舆论”；皇家御用的“假舆论”就盖过“真舆论”而成了“舆论”的合法代表。《红楼梦》上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普遍现象，在舆论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封建专制主义的极权统治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是有各种矛盾的。无论是皇家、贵族、王侯将相或士大夫、文人学士，他们内伙子里面，由于各种利害关系不同，在对待舆论的态度方面，往往还是有差异有冲突的。每当御用的文人学士造作的“假舆论”与来自民间的“诽谤”（即“真舆论”）互相冲突，弄得是是非非、颠来倒去纠缠不清的时候，文人学士甚至士大夫、贵族里面，往往也会出现少数同民间舆论站在一条线上反对“假舆论”的特殊人物。这类特殊人物，有时被视为与“腐败分子”、“顽固分子”相对立的“开明人士”，有时被视为与“保守派”相对立的“改革派”。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甚至被视为是与“祸国派”、“误国派”、“窃国派”、“卖国派”相对立的“救国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舆论”也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有来自民间的原本原样的“元舆论”；有经过士大夫、文人学士加工改写后以文字形态流传的“二次舆论”；有立意要“为民请命”的“正人舆论”；也有纯粹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佞人舆论”；有促进民主改革与进步的“狮子舆论”，也有反对民主改革与进步的“狗子舆论”。一般说来，“舆论”的表现，在任何时期都是不齐一的，是有矛盾的。而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草野之论”与“庙堂之论”的根本对立。
在近现代中国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舆论”的分歧与对立，表现得最突出的，如袁世凯想称帝时，全国都反对，却有几位很有名的学者（所谓“六君子”）为他劝进，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蒋介石想实行独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政客们却为他大造“反共”舆论，帮助他执掌了军政大权。似乎是从那以后，掌权的政治活动家便越来越重视“舆论”的作用，做出了种种“主导舆论”的策略与方法。可是，无论政治家“主导舆论”的策略方法如何高明，最终决定历史进程与事情成败的仍然是民间的“真舆论”。所以，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家，总是尽可能采取一切方式公开地接近群众，倾听真正来自民间的舆论，以避免为左右帮闲“主导舆论”的“六君子”、“西山派”之类所误。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 达 然
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