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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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消费者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把它们替普通消费者所作的事前防范扩展到了银行领域。现代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储户的存款，银行所有者的资本在银行的全部资金中只占极小一部分。这样，现代银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银行经营者有极强的动力去从事风险过大的业务、甚至采用各种手段直接侵吞银行的资金，由此而危及储户存款的安全。由于银行业的这种不良经营曾经引起过多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对银行业实行了严格的监管。这些监管本质上都是对银行业中可能危及储户存款的不良经营行为进行事前防范，目的在于及时制止这种行为，以防止银行业中的各种欺诈和道德危害行为，保证银行客户的财产安全。
在今日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的股票要在股票市场上市，必须通过政府的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才能在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这也是政府为股票购买者们的利益所作的事前防范，目的在于防止公司的创办人利用发行股票骗取股票购买者的钱财。各国政府还都建立了专门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密切注意股市的运行状况，对操纵股市的各种行为给予严厉打击。熟悉股市运作的人应当能指出，在政府监管股市的各种手段中，哪些具有事前防范性质，哪些是事后的惩罚。即使是政府的事后惩罚，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也是对不良行为的最有力的全社会性事前防范。
本章的全部论述不仅说明了市场经济中必须有秩序，而且说明了不可能将一切经济活动都市场化，因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存在以一系列非市场的社会因素为基础，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更要求有许各种各样非市场的社会设施。在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设施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而政府正是靠它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强制性权力，才对市场经济的持续存在和运行效率如此重要。这就足以说明，反对政府出面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要求政府对一切都放任自流，是十分荒唐的。应当说，相信这种主张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附录：以货币为交易媒介可以提高效率的条件
假设社会中的代表性经济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偏好，想用自己拥有的物品1去交换物品2。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他不能确定谁想用物品2交换物品1。他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询问，以查清谁想作这种交换。他每询问一个人所需付出的代价为Ａ。他所询问的人可能想用别的物品而不是物品2交换物品1，也可能想用物品2交换别的物品而不是物品1，也可能既不想换出物品2也不想换入物品1。令他询问一个人时该人想交换到物品1的概率为 ，想以物品2交换别的物品的概率为 ，则该代表性经济当事人询问一个人时该人想用物品2交换物品1的概率为 ，该代表性经济当事人平均要询问 个人才能用物品1交换到物品2，他为完成这一交易所需付出的获取信息的费用或交易费用的期望值就为。如果他询问一个人时该人想以物品3交换别的物品的概率为 ，想交换到物品3的概率为 ，则当时，该代表性经济当事人先以物品1交换物品3，再以物品3交换物品2就比直接以物品1交换物品2所花的交易费用低。这时该代表性的经济当事人将选择先用物品1交换物品3、再用物品3交换物品2的“交易链”。类似地，如果参加交易的人想以物品4换得其它物品的概率为 ，想换得物品4的概率为 等等，
那么当时，代表性经济当事人先用物品1交换物品3、再以物品3换物品4等等以最后换得物品2就比力图直接以物品1换物品2所付交易费用为少。这时他就会从事这样的一系列转手交易，从而形成布鲁纳和梅茨勒所说的那种“交易链”。这时对该经济当事人来说，在交易链中用作以物品1换得物品2的中介的那些物品（物品3、物品4等等）都是“交易媒介”。
显然他要寻找一条交易费用最低的“交易链”；而一种物品被人愿意换出和换入的概率越高，它就越容易被人们用作“交易媒介”。这就使那些最频繁地被人们换出和换入的物品成为人们在交易中最愿意使用的媒介物。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人们使用某种物品作交易媒介的意愿与该物品被换出与换入的概率成典型的正反馈关系：一种物品被人们换出和换入的概率越大，单个的个人就越愿意使用这种物品作交易媒介；而愿意使用该物品作交易媒介的人越多，换出与换入该物品的概率又会越大。这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动态演化过程。其结果是：一种物品可以换入与换出的概率一旦明显大于别的物品，它就会逐渐发展为普遍使用的、而且是唯一的一种交易媒介。
布鲁纳和梅茨勒看到了这种动态演化过程，但他们把这种动态演化过程的动力更多地归因于个人的交易行为对他自己的“学习效应”：一个人越多地使用同一种资产作交易媒介，他使用这种物品作交易媒介的效率就越高；这就意味着他越来越清楚应该把自己寻找交易对手的努力限制在哪些人中，从而提高自己每次交易行为的成功概率。而本节则把这一动态演化过程的动力归结为社会环境（换出与换入某种物品的概率）与个人行为（选择某种物品作交易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
上述动态演化过程的终结是货币的形成及其使用的制度化：每个人在每次交易中都使用并只用同一种物品作交易媒介。使用货币制度化的好处可以很简单地用公式1来说明：这里用作交易媒介的物品3就是用作货币的那种物品， 是在碰到的人中想用货币换得别的物品的概率，则是想用别的物品换到货币的概率。公式1所述的条件等价于
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一旦使用货币制度化了，每一个人必定会要么想用货币换得其它物品，要么想用其它物品换得货币。因此，对于货币物品我们有
如果令 ，式（3）就可转换为
式（5）意味着：在使用货币制度化的条件下，只要交易对手想换入物品1的概率与换出物品2的概率之和小于0。5，则想用物品1换得物品2的人就可以通过用货币作交易媒介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会用货币作交易媒介来进行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也会由于使用货币作交易媒介而降低：可以把代表性经济当事人以物品1交换物品2的活动看作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次最基本的交换活动，整个社会中的交换活动是每两个人之间的所有各次这类的基本交换活动之总和。降低这种单次的基本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的交易方式至少以相同比例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采用货币作交易媒介的每次基本的交换活动都增大了交易对手想换入或换出货币的概率，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
第四章 虚伪的自由
从第一章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错误观点，其要害都在于把个人的自由、特别是个人的经济活动自由抬高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夸大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在这些观点背后隐藏着一种理念，那就是只要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要其它的一切，不要公平，更不要平等，甚至连秩序、良心、对他人的怜悯也都统统不要。
本章因此而不能不讨论自由和平等这样的根本性的社会价值观。本章将说明，没有平等和公平，没有起码限度的强制，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个人自由的社会也存在不下去。这些论述将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
第一节 “自由”的观念和自由主义
在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个人的经济活动自由一直具有关键的地位：它不仅是达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而且甚至就是经济效率本身。说个人的活动自由是达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是因为个人自由可以使每个人都发挥他的全部能力和创造力，因为他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追求他的理想，因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足够的动力去提高经济效率。说个人的自由就是经济效率本身，是因为现代的经济学就是以自由的个人的意愿来作经济效率的标准。在现代的经济学看来，经济效率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尽可能好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人的这些需要产生于个人自由形成的意愿。
也正因为如此，本节不得不作一个极富于哲学学究气的工作：谈一谈有关“自由”的观念，说一说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一般人心目中，“自由”的含义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里说的“干什么”当然也包括了“说什么”、“想什么”等等在内。对自由下这样一个定义显然是很肤浅的，但是它不仅确实是普通人对自由的理解，而且也是“自由”一词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的真正含义，它甚至是本书批评的所有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错误主张的核心思想。就是那些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诩的学术界人士，实际上也是这样理解“自由”这个概念的。我就亲耳听到过一位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著名学术界人士这样说明自由的含义。
当然，今日国际的学术界还流行着对自由的另一种解释。上边所说的对自由的解释，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一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利。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却恰恰反对这样来理解自由的意义。哈耶克强调，不能把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责任分隔开来，主张个人自由的人必须同时主张个人的责任。他区分了英语中有“自由”含义的两个词ｆｒｅｅｄｏｍ和ｌｉｂｅｒｔｙ在语义上的差别：ｆｒｅｅｄｏｍ指的是“不存在非法的强迫”的那种境地，而ｌｉｂｅｒｔｙ则意味着个人享有独立行动的能力。显然ｆｒｅｅｄｏｍ是达到ｌｉｂｅｒｔｙ的前提。在哈耶克看来，后者表明了自由的意义，它意味着“独立于他人的武断意志”。由于认定ｆｒｅｅｄｏｍ和ｌｉｂｅｒｔｙ这两个词被滥用了，他甚至在其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的第一章中用“宽容”和“个人主义”来表示他心目中的个人自由，认为“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承认，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从严肃的社会研究的角度看，哈耶克对自由一词的解释显然比对自由的前一种看法深刻得多，对自由的前一种看法只是社会上流行的肤浅之见。但是，尽管如此，本章在使用“自由”一词时，指的仍然是对它的前一种解释，即把自由看作是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的“自由”一词，具有的恰恰就是这一含义；他们与哈耶克式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差别，恰恰就在于他们一直在追求一种不需要负责任的个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