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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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为本国企业保护国内投资机会的政策足够有力，就可以阻止外国投资过多进入中国，消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主要压力，保证人民币对美元只贬不升、适时贬值。取消对出口的各种政策优惠可能使出口下降，但是只要辅之以适时而适度的人民币贬值，就完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从而既保证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不至于减少，又保证对外金融上的安全。
防止外资收购 保障职工利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在海口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根据录音整理，特请研究员审阅、修改后，授权本报发表。
《21世纪》：改革初始，“蛋糕”不断做大，大家都得到好处，但今天似乎到了需要特别照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推进改革的时候了。一段时间以来，您在各种场合呼吁反对外资“收购”中国，呼吁保障下岗工人利益。请问您对目前改革的局势怎么看？
左大培：我的看法是，应当在现有财力物力允许条件下，尽量照顾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高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照顾和补偿，虽然他们不时还在发一些怨言；另一个利益集团是基层劳动者，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人。过去计划体制下，他们有既得利益，铁饭碗、不下岗就是既得利益。
现在最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就是这些人。像少数比较高层的干部，人数少，好保障，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里也好保障。现在主要是城镇基层工人，他们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最大的利益集团，也是最难照顾的，因为面太大。这几年国企减少了约2000万人，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可能完全照顾他们，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给他们一个最低的补偿。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农民收入上不去是大问题。您所谓需要照顾的利益集团不包括农民，是吗？
左大培：从传统计划体制讲，农民算不上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确实没有照顾过农民。在改革开放头十几年，农民得到很多好处，最初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乡镇企业发展，再后来进城务工，他们的福利得到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些进城农民竞争下，城镇基层有一个贫困化的趋势，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把这两部分人拉齐。但问题是这部分城镇基层劳动者人数太多，你不可能把城镇人口撵出城去。农民生活改进，应该支持，但大批城镇居民生活状况恶化，问题就很严重，这就要有照顾，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底线。
《21世纪》：在您看来，出路何在呢？
左大培：国家要有政策。对国内产业要有适当的保护，不能过分赞扬外来的竞争。竞争是好的，但竞争的冲击非常厉害，不管什么国家都要考虑这种外来冲击。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但它的201条款是什么？是保护！保护美国钢铁工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发展的空间很大，潜力很大，应该通过适当的保护性的产业政策，把一些产业特别是需要发展的产业保护起来。很多国内企业主要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像机器制造业，本来中国要大规模发展，但这几年机器制造业下滑，很多下岗工人出自这个行业，像汽车制造业也该大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
《21世纪》：国内造的汽车性能不好、技术档次不高，但消费者喜好进口车，怎么办呢？
左大培：这就是国际贸易理论所谓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矛盾。其实任何国家都会在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同时多少牺牲一点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像美国保护她的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美国钢铁工业衰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资高的问题。中国要发展制造业，可以上档次上技术，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业，提升职工工资。
《21世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在本报指出，完全竞争不好，垄断竞争也不好，中国要发展“适度竞争”，加强行业内的协作，强化对外竞争。您反对外来竞争吗？
左大培：从过去经验看，完全让外国企业来自由竞争是不行的。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许多企业，行业内的企业数过多，必定存在恶性竞争。在国内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外来的竞争，就要高度警惕，要设置一定的门槛。特别是国外一些大厂商，实际上他们不是来竞争的，他们要把中国的企业打垮，让他们来垄断。就拿碳酸饮料来说，现在不就让可口可乐品牌垄断了吗？他让你竞争吗？胶卷行业的柯达跟中国厂子合资，就想把中国厂子都弄到他的手里。
《21世纪》：国外企业本地化经营雇佣的不也是中国人吗？
左大培：让外资厂大量进来，中国消费者肯定受益，但中国厂子的工人受损。就拿碳酸饮料类的汽水来说，原先中国哪个城市没有几个小汽水厂？现在外国品牌进来后，他们还存在吗？
《21世纪》：是不是说外资厂虽然雇佣中国人，但雇佣的人数比原先少得多？
左大培：问题就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利润归了外国厂商。现在很多人呼吁要发展民营企业，说国家许多领域不开放，可是中国许多的投资机会被谁抢走了呢？看看碳酸饮料，可口可乐进来后，中国民营企业丧失了多少投资机会！
《21世纪》：您说要保护国内市场，以便让民营企业发展？
左大培：保护是一方面，国家还要有一定的科技政策，要把重点转到研究和开发上来。如果能很快引进国外技术就引进，引不进来就自己开发，因为有些技术国外人不给你。
加入ＷＴＯ后，我们不能再要求外商转让技术，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要求外商把转让技术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那些垄断性厂商，他进来后会给我们转让技术吗？所以要有独立开发、引进开发、合资等多种方式来发展技术。目的就是尽可能使国内企业的职工少下岗。
《21世纪》：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的关税将降低，即使限制外国资本来中国设厂，外国产品抢占国内市场也是不可避免。
左大培：但还允许有10％的平均关税啊，可是中国收到10％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搞减免吗？像很多搞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是免关税的。
《21世纪》：除了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保障职工利益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左大培：可以出售国有资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但现在有一种危险，不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而是在白送！要真正搞好出售国有资产这个市场，就应该公开拍卖。但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拍卖，像国有股减持，目的之一是筹措社保基金。从筹措尽可能多的资金角度考虑，国有股按市场价卖有什么不对呢？但股民——这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因为国有股减持就把股价打下来了，他们的利益受损。这就需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中间找平衡，互相照顾。
我甚至主张社保机构直接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包括有些地方还剩下一点集体资产，都应由地方政府相应的社保机构管理，赚的钱直接给社保——不管是养老、医疗或是下岗的保障。
《21世纪》：据您所知，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透明公开？
左大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问题。比如1990年代初，许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那就是哪个领导签个字的事，这种制度本身不造腐败造什么呢？一个地产商想搞一块地，给当官的送多少万块钱，难道还搞不“掂”吗？即使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府批准土地的开发也是腐败来源之一。
其实，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像香港，才拍卖了多少地，就积累了庞大的资金，我们的许多城市虽然也从土地转让中得到了一些收入，但我认为得到的只是应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防止腐败、确保国家收入，土地使用权应该拍卖，尽可能地公开拍卖。
《21世纪》：您主张把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用来保障下岗职工的生活？
左大培：国有土地，还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应该统筹考虑。我不主张让企业自己转让，转让之后补偿职工，因为企业占地有大有小，这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而且临破产时，企业领导的行为会反常，不能公平地卖资产。需要地方政府设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这件事。要让人大和社会监督拍卖过程，收入统一支付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
《21世纪》：也许下岗职工问题并不像您想的那样严重吧？因为20多年来，各种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消化了大部分的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
左大培：这跟地区有关，像广东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很多，职工就业就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地方，问题就严重得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政策应该对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21世纪》：您说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利益，但现在发展这么快，你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怎么能行呢？
左大培：不。这样说是对他们的偏见。像东北许多下岗的工人，至少从技术技能来说，要比沿海城市许多在岗的人的技术还要高，机械制造业尤其如此。在外国，像瑞士、瑞典，许多精密器械都是靠技工完成，而在中国，许多下岗的都是技工。
《21世纪》：您说得不错，许多沿海地区的企业请技工都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地区东北找，但为什么这些技工没有留在东北而“孔雀东南飞”呢？像辽宁不也有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吗？
左大培：一个原因与税收政策有关，就是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税赋，而东北的税赋要重些，使得企业很难有赢利；第二个原因是东北的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找到好思路。企业的税被收光了，改制又没改成，机制没有搞好，到最后，企业垮掉了，大批人下岗。
我认为东北最有优势的就是机械制造业，而我们的政策在歧视本国的机械制造业。本来进口机器名义上的关税就是最低，到1993…1994年，家用电器进口关税还是100 ％，家电现在能够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关税保护的结果。但是1993…1994年进口机器的关税率是5％，9％，最高不过15％。而且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往往规定企业进口机器设备可以免关税，那么低的关税还给免掉。更要命的是进口设备免收增值税。对国内产品在国内销售还要收增值税呢，从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反倒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国内企业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成本，也竞争不过外国产品啊。
现在要倒过来，该保护保护国内的机器制造企业了。
《21世纪》：但中国人就是喜欢用进口设备啊，这是国内设备就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