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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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之灾。
前外经贸部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行全行业私有化的中央部委，最早以“改制”为名将全部所属企业私有化。只是由于具体执行的人还有点良心，才在具体操作上以推行“职工全员持股”为主。但就是这样，“改制”的结果也往往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给银行留下了无数坏账，给职工造成了无数问题，却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在全国的“权贵私有化”浪潮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
至于前外经贸部在加入ＷＴＯ问题上如何误导中国政府，最终使中国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幅度开放了从外国的进口，而外国却可以对开放从中国的进口附加种种限制而实际上不开放，我已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作了初步清算，这里先不论。
做出了这种种恶行的前外经贸部官员们，却不准受了他们损害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前些日子龙永图跳出来以跨国公司代言人的姿态教训全中国人民，甚至大骂对他们不满的南方企业家，是最明显的一例。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例。
去年年初我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讨论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会上的发言在理论上和经验材料上都十分丰富而深入，当然也不能不谈到外资企业横行对中国经济的害处。但就是这样一个纯学术的研讨却使前外经贸部的老爷们暴跳如雷。他们公然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向中央打报告告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种学术研究否定了他们引进外资的“成就”，要求中央给他们的“工作”以“正确的评价”。这帮老爷平常欺压中国百姓以致企业家已经成了瘾，现在已经到了连学术界都不能说他们一个“不”字的地步。中国人谁敢不对他们唱颂歌，他们就要搬出政治权力来进行镇压。
写到这里我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忍不住要质问这班买办老爷：你们对中国人这样专横跋扈，怎么到了外国老板面前就那么言听计从？说你们是洋奴，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吗？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外经贸部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上的太上政府，它把本部门（其实是本部门的少数大官）作“儿皇帝”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实质上就是把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本人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也受过这班老爷的欺压。2002年初我公开指责前外经贸部在加入ＷＴＯ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行为之后，就曾遭到本研究所的领导“找谈话”。领导显然是受了“上边”指令，要我停止这种公开的批判和指责。而我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我请我们所的领导报告尽可能高的上级领导：任何人都别想当了婊子以后还要立牌坊。我就是专门砸婊子的牌坊的，就是专门干“秋后算账”的事业的。我将把未来的精力用在搜集、记录、整理事实材料上，用来“秋后算账”上，以便说明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搞垮了中国的哪个产业、哪个行业。我的研究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人，绝不搞“集体负责”，空谈什么“共产党”怎样怎样，“政治局”如何如何。你们可以封锁我的言论，但是我会有足够的办法，将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公开出去，让全中国人民都认清那些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人的真面目。
我现在不仅还坚持我当时的誓言，而且还要立即将它直接应用于前外经贸部。前外经贸部的余孽们在今年成功地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当然又在中国人民的心口上捅了一刀。不过，这也给了我最好的契机，来彻底清算前外经贸部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种种行为。
这也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正告前外经贸部的那个利益团伙：别以为你们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又白为你们的外国主子得了一回便宜。你们欠下的这笔账早晚要清算。我们会将你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每一笔账都记录在案，并且会彻底清算你们欠下的所有陈年老账。套用一位老“还乡团”的话：你们欠了中国人民什么，我们会叫你们吐出来，你们欠了人民的账，我们要“一笔一笔慢慢算”！
还要奉劝现在的“商务部”的官员：不要再走前外经贸部的那条路线，作那个利益集团的殉葬品。我已经说过，前外经贸部由于其职能定位，替外资说话还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现在的商务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作外资企业的利益代表。
中国的商务部，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统管中国政府有关一切市场交易和贸易的事物；吸引多少外资，搞出多大对外贸易规模，都不再是你们的职责。在与外资企业打交道时你们更应当记住，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机构，代表的应当是中国人民包括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不应当是代表外国企业的利益。当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中国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务部的责任是保护和帮助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争，而不是去帮着外资企业说话。商务部的成就，在于帮助和扶植中国企业，使它们作大作强，尽快完成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即便是放任外资企业壮大而压倒中国企业都是商务部的失职。
商务部的官员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像前外经贸部那样作外资企业的代表，对中国人民犯下新的罪责，以致还需要我来给你们再作一次“秋后算账”。
12、中日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参加今天下午我们这个讲座，这是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举办的系列讲座之二。我们认为，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现实的意义。有一种对中日关系的描述叫：政冷经热。林治波先生来这里做讲座时，也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在经济方面，日本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与我们国家有很多贸易上的往来，这种情况主要是日本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这些日本企业，用传统的说法就是财阀在国内的政治倾向上还是支持国内那些右翼和极右翼排华和反华的政治势力，形成了这种政治上紧张的表现。它有很多表现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这些年修改教科书，修改宪法，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在钓鱼岛上的冲突以及东海上的一些冲突，这些事都造成了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冲突。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日本这些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也是惊人的，这一点也超出我们的估计。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本来元旦这次（05年元旦）我们请林治波先生来我们这做了一次演讲，是讲中日关系——对日本强硬派的一种观点。林先生一来的时候就公开声明：他只是代表他个人，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在讲座之前已经申明了的，可是据后来的分析可能会有为日本反华势力服务的一些人混入我们这些现场这些听众中，甚至做了现场录音。回去迅速作出整理，第二天就在国外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政治性的网站上发了一条新闻，头版头条《林治波：胡温纳谏对日转变强硬》而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采用把林治波的个人观点放大，说这是一种官方观点，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上制造麻烦。大家都知道，能够做这些的一定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比较熟悉的人，他试图在国外制造一些影响，并试图对林治波先生本人制造一种政治态势，制造一种政治压力，试图把他排挤出去。因为林治波先生是在我们国家官方体制内公开表态对日强硬的代表之一。他自己在这里也讲他的这种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日报》上也是不能发表的，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来这里——我们这个民间文化书店，以纯粹一个学者的身分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后来却被有人利用，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气愤。我们就是感觉到这是日本的一种势力在中国国内渗透的一次具体的表现，所以后来这件事对我们有一种激发，我们感觉到在今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时候还有一种现实的意义在于揭露、批判甚至清算日本反华势力在中国的渗透。用句传统的的话来说中国国内还有亲日的汉奸特务，这些人，尤其是在学界媒体界里，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由于这个启发，我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个系列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讲座，并追认林治波先生元旦在我们这里的演讲为系列讲座之一。这次是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中日关系，是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系列讲座之二，以后我们还要推出一系列这类讲座，下面欢迎做左大培先生给我们讲座。
左大培：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其实林治波先生的讲话我已经看了，我先不讲我个人有什么态度，我觉得他是专家。我对很多东西研究的不是很系统，我不是中日关系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一般化的带理论性的角度来探讨中日关系的大局问题，这个我先申明。第二个，由于林治波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风波，我也讲一下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风波。我现在也不认为最早把林治波先生观点报道出去的那个人是别有用心，也许他是个记者什么的，他错误报道了，所以我希望任何报道的人都要实事求是。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会负责任，我讲过的每句话我都不怕被人捅出去，捅得越远越好，你替我宣传嘛，我还要感谢你，但是希望不要造谣，没讲的话你不要给我加上。我还要申明我和官方没有任何关系，不代表任何官方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在我国政府内部的政策性的讨论里头也是处于劣势的一种观点。
今天我主要从经济角度来谈中日关系，那么政治角度我尽量少涉及。我确实对大国政治、军事研究不够，不敢多说话。但是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大家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外过多地强调斗争，对美啊、对苏啊、甚至对印度啊，那时叫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动不动就和哪个国家斗一斗，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个人认为，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弯转得很过头，过头到谁都是朋友，都要友好。那么与朋友友好，对不对？我觉得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要做朋友，都要友好。但是这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是不是事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注意一下近代史可以看到，西欧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强盛是在这些国家互相冲突、互相争夺霸权、互相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把本国的利益排在最高，而且把本国利益排在最高的同时它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只是冲突程度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再看国际问题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和别人做朋友这种一厢情愿的愿望外，不能忘了一个现实，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不管是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那样的国家，还是美国那样说自己是普世民主的国家，他们作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要争夺本国利益。这种争夺最缓和的就是奥林匹克那种争夺，即使奥林匹克这种争夺也要争夺谁第一、谁第二，你当了第一，我就当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