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律与社会-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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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疑狱的最高审判权是属于皇帝的不管这个皇帝是否有断狱能力。汉代对特定等级的贵族和官僚有所谓〃先请〃制度，这些人犯了罪，也要经由皇帝裁决 。
由于皇帝拥有最高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自身却置于法律之外，他的人身、地位乃至于名誉、威信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只要他们的言行被认为是对君主的冒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秦汉时期维护君主特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是汉律中最重的一种罪。汉律规定：
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
秦律中是否有〃大逆不道〃的罪名，已无从知晓，但谋反罪要〃夷三族〃，与汉律量刑标准相同，丞相李斯即被诬陷而蒙此刑。
据日本学者大庭脩考证，〃大逆〃罪包括：a。取代现在的天子，或加害于天子的企图及行为；b．破坏宗庙及其器物；c。危害天子的后继者的企图及行为 。可是大庭脩自己也意识到，b项这类〃从物质的意义上损毁宗庙的行为〃与从抽象意义上使用的〃危宗庙〃、〃危社稷〃的含义并不相同，后者主要指谋反、叛乱等行为。他之所以把b项归人〃大逆〃，主要是根据《汉书·吴王濞传》景帝〃制诏将军〃的一段文字：
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
我们认为，刘卬、刘濞等发动叛乱，对抗朝廷，已经构成〃大逆不道〃之罪。刘卬〃烧宗庙，卤御物〃，更是目无朝廷，蔑视当朝天子，因而称之为〃重逆无道〃。如果不是有意与朝廷对抗而发生这类事件，可能会构成〃不道〃罪，却未必构成〃大逆不道〃。唐律将〃谋大逆〃规定为〃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而且必须有〃将图不逞，遂起恶心〃的动机才构成此罪 。此虽系唐律，也可做汉律的参照。因此，我们把大庭脩所归纳的b项修改为〃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毁坏宗庙及御物的企图和行为〃，或许更符合实际。至少就目前为止，由于某些政治企图以外的原因而造成的损毁行为被定为〃大逆〃罪的事例，还不曾发现。
除〃大逆〃之外，大庭脩认为汉代〃不道〃罪还包括〃诬罔（欺骗天子的行为）、〃罔上〃（袒护臣下欺骗天子的行为）、〃诽谤〃（对天子及当前政治公然进行非难的行为）、〃狡猾〃（以非法手段收受大量金钱、或浪费以及侵吞公款的行为）、〃亏恩〃（损害皇恩的行为）、〃奉使无状〃（给天子、王室或国家带来严重危害的渎职行为）。其说大体可从。这些罪行虽在程度上轻于〃大逆〃，但都属于不利于君主的言行。
2．不敬
从字面上说，〃不敬〃就是不恭敬、态度不够庄重，主要指下级对上级、卑者对尊者以及生者对鬼神而言，这在古代均属于犯罪行为。由于〃不敬〃的含义比较宽泛，受不同时期观念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对〃不敬罪〃只能做较为粗略的说明。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告诫官吏要〃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并把〃中（忠）信敬上〃与〃龚（恭）敬多让〃做为评价〃善吏〃的两条标准，而把〃夸以迣〃（即奢侈超过限度）、〃贵以大（泰）〃（即狂妄自大）、〃受令不偻〃（即接受上级命令时不鞠躬表示敬意）等做为〃恶吏〃的表现 。从这些表述中可知，秦律中的〃不敬〃主要是指下级官吏对上级的不恭敬态度，内容比较宽泛。《秦律杂抄》：
为（伪）听命书，法（废）弗行，耐为侯（候）；不辟（避）席立，赀二甲，法（废）。
〃命书〃即〃制书〃，是皇帝的诏令，应该受到尊敬和绝对服从。这里的〃伪听命书，废弗行〃即对朝廷的命书阳奉阴违，不能切实贯彻执行；〃不避席立〃即听命令时不下席站立以示尊敬，都属于〃不敬〃的行为，因此要予以惩罚。《法律答问》：
公祠未，盗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
祭祀是一种很庄重的礼仪活动。祭祀秦王先公的活动尚未结束，便偷窃公祠祭品，显然属于对先公的〃不敬〃，因而量刑要重于普通盗窃。
汉代涉及〃不敬〃的资料比较多，大部分属于违反祠祀、宫禁、朝会等礼仪制度的事例。其中违反祠祀之礼者如秺侯商丘成〃坐为詹事侍祠孝文庙，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郁郁？'大不敬，自杀〃 。此外诸如睢陵侯张昌，〃太初二年，坐为太常乏祠，免〃 ；俞嗣侯栾贲〃元狩六年坐为太常，雍牺牲不如令，免〃 ；武阳嗣侯萧胜〃坐不斋，耐为隶臣〃 ，等等事例，史书中虽未明确指出其所犯何法，也应属于〃不敬〃罪无疑。
违反宫禁制度者如高平嗣侯魏弘、博阳嗣侯丙显〃甘露元年，坐酎宗庙骑至司马门，不敬，削爵一级，为关内侯〃 。驰道为天子所专用，他人不得行走，馆陶长公主及卫太子家使就因〃行驰道中〃而为江充所弹劾 。天子之物，都必须受到尊重，否则即为〃大不敬〃，如谢承《后汉书》载：
朱穆为尚书，岁初百官朝贺，有虎贲当阶，置弓于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当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贲，付狱治罪，皆肃然服之。
关于违反朝会礼仪者如襄城嗣侯韩释之〃元朔四年，坐诈病不从，耐为隶臣〃 ，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史表》'不从'下有'不敬'二字，是也。是年上行幸甘泉，盖诈疾不从往。〃再如武安嗣侯田恬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襜褕〃据《史记索隐》：〃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 蔡质《汉仪》曰：
正月旦，百官朝贺，光禄勋刘嘉、廷尉赵世各辞不能朝，高赐举奏：〃皆以被病笃困，空文武之位，阙上卿之赞，既无忠信断金之用，而有败礼伤化之尤，不谨不敬……〃
《晋书·刑法志》引张斐《注律表》曰：
亏礼废节，谓之不敬。
上面所述各案例；基本符合这一原则。
但是，汉代〃不敬〃的含义，仍然不够严密、明确。如同一〃非所宜言〃，在《汉书·师丹传》中为〃大不道〃，而在《陈汤传》中为〃大不敬〃，在《王尊传》中为〃不敬〃。再如〃诬罔〃，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不道〃，但有时又与〃大不敬〃联系在一起，《汉书·广川缪王齐传》即其例：
是后，（缪王）齐数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师古注：〃明，广川王子也。〃），骂曰：〃吾尽汝种矣！〃有司案验，不如王言，劾齐诬罔，大不敬，请系治。
此外，汉代〃漏泄省中语〃以及〃刺探尚书事〃亦可构成〃不敬〃罪 ，而这在唐律中却入《职制律》。如此，则汉时〃不敬〃之罪有超出〃亏礼废节〃之外者。
3。阑入及失阑
《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注引应劭曰：
〃无符籍妄人宫曰阑。〃
宫中为皇帝生活、理政之所，需严加防卫。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只有少数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够出入宫阙。他们出入宫阙的凭据，就是符籍，应劭曰：
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
《周礼·天官·宫正》〃几其出入〃注郑司农云：〃若今时宫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无引籍不得入宫司马殿门也。〃孙诒让《正义》引孔广森云：〃《汉书·严延年传》注张晏曰：'故事，有所劾奏，并移宫门，禁止不得人。'然而在内者，见彼劾奏，即不许出矣。〃又引贾公彦疏云：〃言引籍者，有门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从这些零散的资料中也可以对汉代严密的宫禁制度有所了解。因此，有资格出入宫门，也是一种〃殊荣〃；而被剥夺这种资格，则是一种惩罚。景帝时，窦婴在议立太子一事上忤窦太后旨，〃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 。
由于〃阑入〃被视为对皇帝的安全构成危胁，因而法律对〃阑入〃者处罚也很严厉，据贾谊《新书·等齐》：
天子宫门曰司马，阑人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
贾谊极力主张君臣、尊卑的等级区别，这是他针对汉初王国与朝廷制度无别所发的议论，因而其中所引用的法律条文是可信的。两汉时期的许多史实说明上述法律确实在发生作用，如平阳嗣侯曹宗〃征和二年，坐与中人奸，阑入宫掖门，入财赎，完为城旦〃 ；宜春侯卫伉〃阑人宫，完为城旦〃 ；〃（上官）桀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阑人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充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 。
与〃阑入〃相对应的是〃失阙〃。《汉书·王嘉传》〃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坐护殿门失阙，免〃注师古曰：〃嘉掌守殿门，止不当人者而失阑入之，故坐免也。〃〃失阑〃是一种失职行为，从王嘉的例子看，似乎比〃阑入〃量刑要轻。
4。不卫宫
《后汉书·胡广列传》：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
沈家本认为：〃卫宫非三公之责，此特以讨冀之时三公不预闻，因而免之耳。〃 卫宫非三公之责，沈氏所言甚是。胡广等三人被免官，实因〃阿附〃，见《后汉书·黄琼传》：〃明年，梁翼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由此而言，劾三人〃不卫宫〃，盖为托辞。尽管如此，《胡广列传》仍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在汉代，有卫宫责任的人〃不卫宫〃将判死罪。
通过上述一些法律条目的分析，可知自从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之日起，皇帝的特权地位便随之确定下来。秦汉法律对君主的保护可以说无微不至，而专门用以制约君权的法律条文却从未出现于法典。但是，由于〃贤君〃少而庸主多，〃天子〃不可能没有过失。进入汉代，为了弥补这一漏洞，有些大臣主张建立保傅制度，从太子的教育人手，〃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两汉时期太傅等职曾时断时续地设置过。利用教育手段培养皇储各方面的素质，不失为限制君主胡作非为的一种方法。也有大臣如董仲舒等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的思想来限制君主的恣意妄为。汉代确实有不少君主在〃天谴〃面前下诏〃罪己〃 ，然而西汉后期尤其东汉和帝以后，皇帝及其亲信却把〃天谴〃变成排斥异己的得力工具。〃五德〃学说为王莽代汉称帝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动摇了汉代皇室对其自身统治地位的信念，以致于刘秀在与公孙述争夺〃正统〃的辩论中，彼此都援引这一学说证明自己称帝的合理性 。再到后来，〃五德〃理论更成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例行粉饰工具，而皇帝的专制特权并未因此受到多少限制。秦汉时期对君主一意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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