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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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还有一次开垦多达1万顷 （11。3万英亩）土地的一些例子。
在文帝时期 （公元前180—前157年），开始实行对黄河下游的洪水控
制，当时河岸被洪水冲毁。公元前109年，武帝提出一个筑黄河堤的大计划，
据说皇帝还亲自指导。但这不足以避免继之而来的许多次洪水，每一次洪水
都需要进行艰难的改造工程。前汉实行的这些设计，都不足以应付一次黄河
大改道的主要危险。发生在公元11年随着改道而来的大洪水的灾难性后果，
给汉代的历史以深远的影响，已见上述 （第3章）。
农民共同体和新开发地区的耕作，依靠过去使它们存在的国家的灌溉和
治水工程的支持才能继续下去。由于这么依靠国家的政策，所以这些地区的
里不可避免地缺乏自立性。税收和力役也不是完全为了供给统治阶级的奢侈
生活而进行的。由于资助治水和灌溉以及供应进行这些工作的官吏，这些工
程使纳税的农民得到相当程度的利益，并给很多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因此，
当国家的力量衰落和对农民的统治削弱的时候，农民常被迫舍去他们的土地
或寻求有力的地方豪强势族的庇护。这些势族可以履行以前国家所承担的职
能。这种现象在前汉中期已很明显，到了后汉更大为增多了。
但是并非汉代所有的里都是缺乏自主的社会秩序的新共同体。依然存在
着很多以前建立的里，它们不需要国家的灌溉和治水，而且里中有强烈的家
族凝聚力。国家的权威因而不容易对这些共同体发生作用。甚至在新建立的
里中，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有时也出现了拒绝国家的直接统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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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农民施以强大压力的有力的势族。
汉朝建国之初，战国时期列国中的重要氏族还存在。为了统一，中央政
府有必要控制他们。于是施行了一种大迁徙政策，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
带。根据刘敬的提议，高祖把10万多有力家族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其中
包括以前齐、楚、燕、赵、韩、魏诸国的王室。后来，继嗣的皇帝们直到宣
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建造他们的陵墓时，把俸禄达2000石 （4万
公升）或更多的谷物的地方官和具有超过100万钱财产的豪富人家，迁移到
他们陵墓附近的新村。
有时还采取更严厉的手段，通过地方政府官吏对有势力家族的家长和他
们的亲属进行屠杀，《史记》卷一二二和《汉书》卷九○的《酷吏传》记录
了很多这种镇压的事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有势力的地方家族选择了
和政府妥协的方法以保持某种程度的力量。反过来，政府也对他们和解，以
便通过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这些地区。因此，这些有势力家族的年轻成
员常在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低级职务，任这个职务的人是从乡民中选取而不
是由中央政府指派。这样的地位是大土地占有者家族在地方上保存势力的一
种有效手段。
对汉代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含义不能精密确定，这是由于使用了多种名词
和缺乏清晰的界说。虽然王莽在公元9年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所
有的土地权都归于皇帝，但不知道它是一个新的主张还是肯定一个传统的主
张。实际上不论大小地主，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来自购买、赠送、继承，或
皇帝赏赐。这样的土地属于“私田”范畴。它和“公田”不同，“公田”的
构成一部分是通过水利而开发的新土地，一部分是被没收的私人土地，特别
是在武帝时候（公元前141—前87年），因为这些人企图逃避对他们征收的
财产税。公田有时由国家直接经营，用奴隶和劳役耕种，但更多的情况是让
农民耕种，他们的田租叫作“假”，形成部分的国家岁入。边境军垦——屯
田——也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土地。另一方面，私田由个人占有，一般是一个
自耕农，可以自由买卖或出租。有势力家族占有的土地也属于私田范畴。
地方氏族或家族土地占有的积累大约在战国时代就相当普遍了，这有一
些轶事可以证明。《韩非子》提到有的人为别人种田取酬的事。头一个反秦
的农民叛乱领袖陈涉，以前就是一个雇农。前汉早期的学者董仲舒，把大地
①
主的兴起归因于商鞅的废“井田”和随之而发生的土地自由买卖。
大土地占有的发展与自然灾害和汉代税制有关系。自耕农处于生存的边
缘。如文帝时 （公元前180—前157年）晁错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五
口人的农家，包括两个应服徭役的成年男子，无论怎样苦干，不能耕种百亩
（4。57公顷，11。3英亩）以上的土地，或收获100石 （2000公升）以上的
谷物。虽然终年的农业劳动和徭役已使负担很沉重，而在发生水旱之灾或过
高的税额之时更加重了负担。于是农民被迫以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卖他们的谷
物或借高利贷。他们陷于螺旋上升的债务中，最后不得不卖去他们的土地、
房舍，甚至儿女。土地就是这样地到了地方上的富人、商人、高利贷者手中，
他们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取得大量财产的有势力家族成员。这种进程既发生
① 加藤繁：《中国公田制研究》，收于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1 卷，第511—
690 页。把废除井田制归于商鞅是难以相信的，但在农村贫困化的过程中，土地自由买卖起了重要作用之
说依然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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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的居民区中，也发生在国家水利设施所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
同体中。
大片土地出租给无地农民耕种或由雇农或奴隶耕种。在汉代，奴隶有官
私之分，官奴隶是由罪犯家属、战俘、被没收的私奴隶组成的；私奴隶是因
负债而被卖身的农民或因功而赏给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官奴。一般说来，国家
的意图是防止农民被卖为奴隶和防止随之而来的自由农民的减少，这表现在
汉朝的创始者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和后汉的头一个皇帝光武
帝（公元25—57年在位）在战后释放沦为奴隶的农民。但整个汉代存在着相
当数量的官私奴隶。官奴隶被用来作各种工作，例如在国营的工农业中劳动，
①
私奴隶被高官或豪族用来作农田和家务劳动 （经常作伎乐人）。
但是绝大部分的大地主土地不是由奴隶或雇农耕种，而是出租给无地的
农民。早在武帝时期 （公元前141—前87年），董仲舒就抨击这样的事实：
富人占有大量土地，贫人没有寸土是自己的，他们收获的一半被用来交租。
他要求立一个限制土地占有的法令，但他的建议是否付之实行则没有证明。
到了前汉末年，大土地占有问题变得更严重，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时，
①
丞相孔光、御史大夫何武主动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建议。这些建议设想应限
制王、侯有权拥有土地的面积，并且限制拥地最多约30顷（340英亩）。此
外，奴隶占有的最多数目是，王占有200人，关内侯和公主占有100人，一
般的侯、官吏、其他个人占有30人。违犯这些规定的经过三年将没收成问题
的土地和奴隶。当提出这些建议时，土地和奴隶的价钱暴减。毫不足怪，对
这项措施的大量反对意见来自那些既得利益的人，如肆无忌惮的巨富丁氏、
傅氏、董贤等，于是这项措施从未实行。
虽然，国家明显地控制不住大片土地占有制的增长，但在王莽作皇帝（公
②
元9年）后不久，又提出另外一个土地调整方案。他实际上打算实行国家土
地 （他改名为“王田”）所有制和禁止买卖奴隶以终止奴隶制。此外还规定
凡男子不满八口而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家庭，应把多余的土地分给他们的亲
戚和邻居；无地的人们被授予这样大小的土地。抗拒不从者可以处死。把已
经证明行不通的限制土地所有制的法律与井田制的特征结合起来，以及完全
禁止出售土地、房屋和奴隶，这当然证明是非常难以推行的，于是不得不在
三年之内予以废止。不仅如此，它既在豪强地主家族之中又在农民之中引起
强烈的不满，成为导致王莽垮台的一个有力因素。
到了后汉时代，大土地占有已成为可以接受的当然之事，国家不再打算
加以限制。反对的意见只来自后汉末的少数思想家，这些人关心社会正义，
③
如有名的提倡恢复井田制的荀悦 （公元148—209年）和仲长统。但是到了
这时期，很多政府中的高级官职为势族的成员所占有，他们利用其地位扩大
土地占有进而扩大地方影响。推翻王莽、在公元25年成为后汉头一个皇帝的
① 韦慕庭： 《西汉的奴隶制度》，第165 页以下，文中提出奴隶的数目估计从没有超过居民数目的百分之
一；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伦敦，1972），第139—159、361—381 页；许焯云：
《汉代农业》，第63 页以下及他处。
① 《汉书》卷二四上，第114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1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43—1144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8 页以下）。
③ 关于荀悦的观点，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 年）：一个中世纪早期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
1975），第158 页以下；同一作者：《荀悦和东汉的思想》（普林斯顿，1980），第9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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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就大部分得力于南阳势族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光武帝命令调查全国的土地时，很多假报告
来自首都洛阳，因为那里的高官贵族占有大量土地；也来自南阳，那里是皇
帝本人和他的主要武将们的故乡。
这样的大土地占有，大大削弱了汉政府对租税、徭役之源的农民的直接
统治，结果是在后汉末期形成了分裂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大地主和政府双
方统治和剥削的广大农民被迫起来反抗，如黄巾等。这些反抗终于导致了这
个王朝的灭亡。
总结如下：汉代的典型农村共同体是里，从理论上说，是由100户组成
的，每户都占有小片土地。他们几乎没有家族纽带，是通过国家的爵制而分
等级组成的。但强固的亲族凝聚力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