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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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是一种铲形的钱，按其大小、轻重分为十等。
关于这种复杂的、名目繁多的28种单位的通货，都有历史的先例可查，
而不论引得是否恰当；总的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面值和实际重量的不符。
这种币制被证实完全行不通而逐渐废止，唯一留下来的是小钱和大钱 （其值
是小钱的50倍）。公元14年，这些货币又被两种新货币所代替，即货泉（一
种圆形铜钱，有一个孔，重五铢即3。25克）和货布；后者只比前者重五倍，
但它的官定价值却是前者的25倍。
对破坏新币制的惩罚是严厉的。伪造者处死刑，收藏非法定的货币或批
评新币制者处流刑。但是犯者太多，最后法律规定犯者仅被判为官奴隶或罚
作苦工。又据连坐的原则，犯者的邻居也受到与犯者相同的惩罚。由于这些
匆促、激烈的改革而引起的混乱，烦恼和丧失信心，显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导
致了王莽的灭亡。
甚至到了王莽灭亡以后，币制还是相当紊乱，麻、丝、谷物与现行的货
币一同使用。在四川建立短命王国的公孙述（公元24—26年），有一段时间
①
曾铸造铁钱。天下重新统一后不久，秩序恢复，后汉政府于公元40年决定
再度使用前汉时期的5铢钱。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武帝的一个将军马
援，但因大臣们的反对而被拖延。对铸币的社会效果显然仍存在着不安和感
到无把握。但马援的建议被证明是对的，于是继续铸造五铢钱直到后汉末。
这次铸钱完全由大司农掌握，而不是由经管皇室财政的机构负责。汉代常提
到黄金，但除去王莽之外从来没有用它作过通行的货币。可是常用它作计值
① 汉代铸钱的数额，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7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24 页）。
唐代铸钱事，见《通典》卷九，第53 页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2 版 （剑桥，1970），第78
页。宋代铸钱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第300 页。
② 王莽的币制改革，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82 页以下、506 页以下。
③ “布”从文字上讲是“布钱”，但实际上是指一种铲形的钱（也称布），秦以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曾使用过
这种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1957）。
① 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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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黄金的基本单位是一斤（16两或384铢，245克），价值铜钱一万。
常用这些单位来计算珍贵的财产；例如前汉时期的富裕之家据说是有10斤金
或10万钱。虽然黄金被作为礼物由皇帝赐给他的宠臣和大臣，但它是被用作
②
宝物和保值的手段，而不是用于经济交易。后汉以银代替黄金进行高价的交
易，而且政府似乎铸造了标准银锭。
汉代的物价常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为了征税，货币是土地、房屋、车马
等的价值。这样，就存在一个价格结构以决定各种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这
可从《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出的一系列货物清楚地看出，它表明为了取得
①
一定的利益所必须卖出的每一种货物的数量。进一步说明相对价值的材料，
可以在多半为征税而制定的一些财产估值的断简残篇中看到。②
价格结构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依据战争和丰歉引起的供需的波动
而变化。特别是日常的必需品，如粮食。在秦亡以后的动乱时期，一石（20
公升）粮食的价格高达100万钱，而在文帝 （公元前180—前157年）的和
平时期则低到10钱左右，在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的丰收时期低到五
钱。紧接的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发生了灾荒，粮价又上升到500
钱。在中央和外地的各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价，一个奴隶的价格在 1。2
万钱和2万钱之间，这取决于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等的不同，但在哀
帝时期（公元前7—前1年），限制土地和奴隶数量的法令颁布后，奴隶的
价格暴跌。因此很难指明汉代货物的正常价格。但从上面提到的《史记》所
举一系列货物看来，可以推测出前汉初期的1石粮食的平均价格是120钱左
右。前汉后半期看来是接近100钱，而且在后汉初年还保持着同样的价格。③
② 关于黄金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资源的供应，分布范围和地中海世界可能的影响等。见塔恩：《大夏
和印度的希腊人》，2 版 （剑桥，1951），第10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510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莱顿，1979），第134 页注333、第218 页注81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
的新探》。第624—625、725 页 （注305）。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368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4 页以下）。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1—72 页。
③ 佐藤武敏：《前汉的谷价》，载《人文研究》，18：3 （1967），第22—38 页；布目潮沨：《半钱半谷
论》，载《立命馆文学》，148 （1967），第633—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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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
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威的种种作用，就不可能叙述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因为它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施加了巨大
的影响。虽然根据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所有的岁入在理论上都应属于
皇帝个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
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前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
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这就是大司农和少府。①
②
政府财政的主管机关是大司农。它的岁入主要来源是向人民征收的各种
赋税，公元前119年之后，加上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所得的利润。武帝时
期还有来自国有土地和卖爵的收入。它的主要支出是首都官员的俸禄、公共
工程 （如建造陵墓、治水和灌溉工程）和军事费用（供应军需、大规模远征
的消耗、给军队的奖赏）。除去这些主要项目之外，也提供国家节日和礼仪
的花费。
少府收入的头一个来源是对有市籍商人的课税和对自然界（山、林、河、
海、湖泽）的各种产物的税收 （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认为是属于皇帝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鱼类、木材和广大的国家公园所有产物的课税。一个例外
是，当时专卖盐铁这两个最有利的自然产物的收入归属于大司农。这是武帝
大力增进国家财政所作的一个特殊姿态的结果。在开始专卖以前，盐铁的税
收一定归于少府。这个财源的损失，在几年后的公元前113年，因少府的一
个新的协作机构水衡都尉专管铸钱 （如上面所述）而得到了弥补。
少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口赋，即对所有3至14岁（后改为7至14岁）
的儿童的人头税。起初是20钱；后改为23钱，其中20钱归少府，3钱供军
费。至于这笔钱为什么不归大司农，其理由不得而知。口赋在皇帝宫廷的岁
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从下面的估计可以得知。
公元2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59594978人，假定1/5的人口是7至14岁
①
的儿童，每人交纳口赋20钱，那么总额就是3。8亿钱。 少府还有归它分管
的国有土地的收入。确切的数字虽不得知，但从以下的事实可推出其大略，
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5000顷（57000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4000
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虽然水利设计从来没有完
全实现，但岁入一定相当可观。②
此外，诸侯王每年奉献的黄金——酎金——也都归少府。奉献者要在阴
历八月举行的节日把黄金献上，在此期间，又用八月酿造的酒供奉皇帝的宗
庙。名义上用来资助祭祀的黄金数量的征收，是按照王侯的封地人口的比例，
① 对这两个机构职权界限的全面研究，见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 卷，第35—156 页。
② 这个官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143 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104 年又改称大司农。
① 这个计算是根据《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 页所载的登记人口数字。如根据全国每个行政单位的人口计
算，则总数为57671400 人。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第158 页。此外，还应
考虑从武帝时期到公元2 年之间的人口的增长；据一位学者的估计是每年1％ （见许焯云：《汉代农业》，
第15 页以下）。如果这个估计可接受的话，那就意味着武帝时期的登记的人口数字约300 万。
② 《汉书》卷二九，第1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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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每1000人四两 （60克），另外还要检验黄金的成色。如果不够标准，奉
献者就要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封地。武帝统治时的公元前112年，有106
个诸侯因酎金的成色低劣被夺爵而沦为平民。我们仅能对在这些情况下奉献
的黄金作一个近似的估价。按照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诸王封地的人口总数
超过638万，这一年他们必须交纳380公斤黄金，大约相当于1600万钱。再
把诸侯的奉献包括在内，其总额一定大得多。③
虽然少府的岁入很大，但它的支出也是巨大的，它担负朝廷的全部花销。
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家具、器皿、医药、乐舞伎和后宫 （少府对每一个后
宫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费用，还不算近侍们的生活费用和其他奢侈品。像
衣服、器皿、车辆等的绝大部分是由少府所属的国家机构制造。其花费之大
是惊人的，以至当国家紧迫的时候一些公忠体国的大臣屡次要求削减花费，
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的贡禹就是如此。
少府还要支付皇帝对诸侯王、高官、幸臣、功臣等的定期和特殊的赏赐。
这些赏赐或是黄金，或是铜钱，或是二者都有，一次赏赐常是黄金百斤 （25
公斤）和铜钱百万。例如宣帝 （公元前74—前49年）初期，霍光受到1。7
万户的封地、7000斤黄金（1050公斤）、6000万钱、30000匹绢、174名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