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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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是公元前196年的诏令，诏令规定为政府的施政工作延用有才能的人。
这个措施可能是受了另一个早期儒生陆贾的影响，他勇敢地回答傲慢的
皇帝说，在马背上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这一定给了皇帝极深的印
象。皇帝不希望恢复秦代严酷的法家体制，但是其他可供选择的传统封建管
理结构无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皇帝从前的许多战友和伙伴最初已
受封采邑，但他无疑宁愿选择一个中央控制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他遭受了
他从前的一些战友和助手后来背叛了他的痛苦之后。公元前196年的诏令因
而是有助于实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选任贤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走
向著名的科第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设想，残存的儒家传统在它被崇尚法家的秦代政权排除之后，
由于这项法令而得到了新的鼓舞。但是在汉武帝统治（公元前141—前87年）
以前，儒家传统并不占上风。在此之前，这个方面唯一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措
施是在惠帝统治下于公元前191年采取的，它废除了秦代焚书的命令。有证
据表明，在他的继任者文帝 （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景帝 （公元前
157—前141年在位）的统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这些博士不限
于儒家传统。事实上，朝廷看来赞成黄老道家学说，对于这一学说我们应当
①
理解为道家的各种哲学学说的大杂烩和各种想获致长寿的长生术的混合物。
① 《汉书》卷一下，第7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 卷，第13O 页）；
福兰格： 《中华帝国史》（柏林和莱比锡，1930—1952）第1 卷，第274 页以下。
① 见前第12 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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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武帝继承皇位。他最初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窦太后
的监护，因而不能立即实行他自己的政策。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24年之间，
②
他几次召集他的官员，听取他们关于好人政府和消除国家弊端的意见。 100
多名对策者提出了答案，但都不如董仲舒，他的答案对皇帝的政策将有深远
的影响。
董仲舒是博士，专治名为公羊高的《春秋》之学。董仲舒声称，他的学
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
统的：道之具是仁、义、礼和乐。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
和孔子一样，董仲舒重教育更甚于刑罚，但他也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此我们
看到了组成他的论证的另外一个要素。
天道通过阴和阳这两种根本的力量而运行。阳和春天相联系；象征生命
之产生。布德施教与其一致。阴为阳之补充；阴和秋天这一毁灭的季节相联
①
系，因而象征死亡和刑罚。这里，我们看到变化的原理被说成是在自然界中
起作用，因而也应该是在行政管理中被遵循的原理。变化是必然的，不是因
为万物之源的天在变化，而是因为情况变化，因而道的运用必须相应地变化。
这样，变和不变结合成一个普遍的体系，兼容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
如在董仲舒的其他理论中能够看出的那样，驺衍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
他的阴阳五行说经过精心加工，不但成为汉代的特征，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
传统的特征。我们在此谈论的肯定是早期儒家传下来的传统和自儒家出现以
来所发展起来的普遍理论之间的混合。不仅这个学派的道德主义证明它适合
于这个时代，而且以下的事实也证明它是适合的：它提倡一种普遍的、整体
论的宇宙观，从而为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不可避开的制裁力量，也为
帝国制度在宇宙中提供了一个位置。
② 例如，见 《汉书》卷六，第116 及以下各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5 及以下各页。必
定有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日期不能确定。根据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上海，1949 年以
前）第70 页，它们始于公元前140 年。根据其他人的著作，只在公元前136 年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见夏伊
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29 及以下各页。公元前136 年更可能是召开第一次这类会议的日期，
因为当时武帝只有20 岁。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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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
董仲舒声称他的思想出自《春秋》，这就为我们了解他向皇帝提出的建
议提供了线索，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①
进”；“邪辟之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儒家之前的古老的周代王室传统的表白，因为如我们所
已了解的，六艺是由儒家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六种传统文献（即《诗》、《书》、
②
《礼》、《乐》、《易》和《春秋》）的同义语。但是，董仲舒对儒家及其
伦理原则的忠诚是与他对古代传统的自然主义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在继承
孔子的道德原则的同时，董仲舒在奠定儒家的形而上学基础方面更进了一
③
步，因而可以说，成了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
《春秋》卓越地贯通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孟子早已说过，他相
信孔子在编订这部编年史时把支配万物的上天的准则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进
④
程。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
从这些不变的准则出发，以微而婉的方式简洁地表达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褒
贬。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关乎对他们的品质的评判，这一点很可能给当
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汉武帝为什么赞成董仲舒的建议，并因而决定提倡由儒家传下来的传
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如我们所知，已经有了朝廷礼仪的传统，
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其他儒生所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
但是，追溯到周代创建者的主要礼仪是在武帝统治下恢复的。和宗教仪式及
朝廷礼仪有密切关系的是行政领域。儒家在这个方面也有长期传统，所以很
自然，在振兴他们学派传下来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们又将起领导作用。
但是，不论在礼仪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主要地把他
们当作先王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的代
表人物。这个事实也可以从汉王朝历史所记载的著名的秘府藏书目录中看出
来。六艺——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典传统——作为独立的类目居于目录之
①
首。在这之后才是各“家”的类目，诸家之中为首的是儒家。
其次，汉武帝面临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补充官员的问题。他召集100多
名官员，要求他们就好人政府的原则向他提出建议，这已经表明了他解决这
个问题的意图。但是，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他又前进了一步。公元前136年，
他改变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给五种主要经典（《易》、《诗》、《书》、
《礼》和《春秋》）设立教职。每一种很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
这样，比起传统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
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50名的弟子在这里
②
由博士加以培训。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23 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 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1 《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卷八八，第2589 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 （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98 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54 页）；卷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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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
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第726 页；卷八八，第3620 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 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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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
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
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
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
①
学习中心相当。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
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
②
疏。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
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有8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 （公元
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21
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 《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
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
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
——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
③
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