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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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家、法家和道家这种种相反思潮发展的历史。
① 陈启云：《荀悦（148—209）：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10 页以下。
② 顾炎武：《日知录》（万有文库本）第5 册，第39—40 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1955），
第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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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和王莽：传统
儒家理想的衰退
作为国家指导原则的汉代儒家学说的胜利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随着
秦代可悲的灭亡，法家思想丧失了声誉。反对秦政权政治暴行的强大反作用
力，不但对法家思想体系有影响，而且对那些通过荀卿的思想能够和法家学
说联系起来的夸张的儒家教导也有影响。前汉初年，对于为王朝政权拥有最
高政治权力辩护的儒家天命思想曾有怀疑。在那种情况下，道家学说由于它
对无为的强调，赢得了汉初朝廷的特殊支持。政治上，无为意味着政府不应
当采取不必要的或不实际的措施——朝廷应当避免过多地干预下级政府的行
动和地方社会中的生活。在经济和财政活动中，朝廷应当严格地实行节俭；
节俭是一项重要的墨家准则，后来被汉代的儒家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而采用。
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
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
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既
定的常规，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按这种常规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由于亡
秦的痛苦经历，这些法家培训出来的官吏和他们的理论倡导者不再能够倚仗
法家理论，法家理论已被汉政权否定，普遍丧失声誉。他们改而依靠他们在
政府事务或者说吏事方面的专门知识，这种专门知识在汉代实际上成了一种
新法家学说的同义语。道家对崇高道德理想的怀疑和强调政府只做可行的事
情，连同新法家对行政技能的研究，在前汉早期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
的倾向。
甚至前汉初年的一些儒家思想家也受到这种实用主义态度的束缚。例
如，当陆贾试图向高帝 （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讲说儒家的《诗》、
《书》时，他受到皇帝的驳斥，皇帝声称他在马上——也就是靠军队和其他
高压手段——赢得了政权，用不着儒家经典的崇高的、不切实际的思想。陆
贾承认政权是在“马上”赢得的，但他告诫皇帝：“宁可以马上治乎？”并
提出秦代可悲的覆亡作为教训。他随后受命在一本名为《新语》的书中写了
12篇注重实际的论述秦代覆亡和其他古代国家兴亡原因的文章，他在书中很
可能采用了一些用世俗用语表达的、本质上是儒家的思想。①
另外一个例子是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统治时期杰出的儒
家贾谊。尽管贾谊全面而猛烈地谴责秦代的法家学说，他对秦代覆亡的原因
②
却提出了非常实际的分析。他在他的题为《过秦论》的优秀论文中论证说，
如果秦二世把他打了败仗的军队从东方撤回以保卫秦的关中故地，在那里等
待有利的时机以攻击起义者，秦王朝有可能经受住这次革命。贾谊指出，这
就是秦始皇原先征服其他交战国家时所采用的成功的战略。贾谊强调，二世
没有采用这种战略不是因为他道德上有弱点（因战略和道德毫不相干），而
是因为他无知——不仅在有关道德的问题上无知，而且在治国之术上无知。
这种无知是法家轻视教育的结果。贾谊断定，对皇位继承人的适当教育或许
① 有关陆贾和他与董仲舒的关系，见前第12 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及第13 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
失败》。
② 关于这篇短论，见前第13 章注19。关于贾谊的主旨，也有略为不同的看法，见前第2 章《贾谊和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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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全秦王朝。贾谊在他的《新书》中继续提出，为汉王朝统治家族的后代
拟订适当的教育计划，这对于它的生存和安宁是必需的。这一论证是如此有
力，以致公元前176年前后开创了给皇帝子孙指定儒家师保的先例，以保证
未来的汉代皇帝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
是从儒家师保接受了良好教育之后才登上皇位的。①
在武帝统治下，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成为第一个从平民身份擢升到丞
相职位的儒家学者。公元前136年，朝廷下令以《五经》作为博士研究的正
②
统课程。公元前124年，规定了弟子和儒弟子的定额。这些人将在学官的主
持下学习儒家经典，因而设立了太学。在太学学习一年以后，考试一种经书
及格，儒弟子可以被委以中、下级政府职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文官考试制
度的起源。弟子的定额从武帝时的50名增加到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
位）时的100名，宣帝 （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的200名，元帝 （公
元前49—前33年在位）时的1000名，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时的
③
3000名。西历纪元初，王莽下令完全取消弟子人数的限额。 而且，人数不
断增多的著名儒家学者，尤其是那些学官，有幸被任命为太子的师保。这些
人的学生成为皇帝时，他们便被提升到高级职位。
汉代儒家注重实效的手段是非常成功的。不但皇帝受的完全是儒家教
育，而且大多数高级官员也来自儒家，同时大批身份较低的儒弟子被安置在
中级和低级的政府职位上。甚至地方权贵、有势力的家族和氏族的族长、大
地主、成功的商人，或者有重大影响和普遍号召力的地方军阀，开始以儒家
作为自己的模范。在某种意义上，儒家的胜利是全面的。
可是，随着儒家注重实效的手段的成功，紧迫感却丧失了。儒家学说渐
渐离开其主要的主张变得更多样化了，它的提倡者变得更有抱负，更倾向于
理想主义了。和秦代法家学说的胜利不同，汉代儒家学说的胜利并没有伴随
着对其他思想学派的公开压制，而是伴随着一种对与儒家关心的基本事务相
符合的学识和教育的巧妙的扶植。这种扶植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
广泛而肤浅的基础上进行的。
公元前140年，朝廷发布一项法令，罢黜一批已经选拔出来的擅长申不
①
害、韩非、苏秦、张仪的法家或折衷学说的候补官员。这项法令的实施限于
它所指定的一批特定的人。武帝这种牺牲其他思想学派以提高儒家学说的企
图，在公元前139年被倾向道家的太皇太后废弃，道家仍旧受到朝廷的照顾，
直到公元前136年太皇太后死时为止。即使在公元前140年选拔的一批贤良
文学之士当中，至少也有一个人——熟谙苏秦折衷学说的严助——未被罢
黜，而被提升为光禄大夫。晚至公元前122年他仍居高位。②
① 《新书》卷五《保傅》，第3 及以下各叶。有关此书见前第2 章注86。有关太子师保的设立，见《汉书》
卷十九上，第733 页 （以及《汉书补注》卷十九上，第18 叶的注释）。有关贾谊的著作，见江润勋、陈炜
良、陈炳良：《贾谊研究》（香港，1958）。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2 卷，第32、
54 页。
③ 有关太学的大量人员，见《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 页；卷七九上，第2547 页。关于太学的位置，见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 （1976），第68 页以下。
① 《汉书》卷六，第156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8 页）。
② 有关严助，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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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公孙弘所定，允许入太学作弟子的人的条件只不过是“年十八
以上仪状端正者”。对那些允许作儒弟子的人的要求是：③
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
儒弟子必须“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才能从太学卒业。这样一个学
习过程对于充分的儒家思想灌输简直是不够的。汉代许多著名的儒家，他们
曾经是其他思想学派的信徒，是通过官方的教育体制而改变了信仰的。这样
一些人在名义上改变了信仰以后，倾向于继续按照他们原来献身的哲学体系
的原则言谈行事，而以儒家的用语表达这些原则。①
因此，起始于战国晚期并受到前汉初期政府注重实效的态度认可的这种
折衷的思想流派，在儒家学说名义上的统治之下继续发展。武帝采用的许多
革新措施都带有折衷的法家流派的性质，而武帝制定的许多宗庙祭典的仪式
都是道家学说、萨满教巫术和阴阳五行宇宙论的混合物。武帝时杰出的儒家
思想家董仲舒，既是阴阳五行宇宙论的提倡者，也是法家和儒生。
从这个背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极为重要的儒家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的
儒家理想主义。按照这种概念，人是宇宙的中心。作为社会和国家的组成者，
人们的主张是改革的唯一正确的根据。他们具有进行认识和判断的感知机能
和智能，又是获取知识和修养德行的实际的实践者，因此是改革所凭借的力
量。不全然是依据一成不变的“本质”去理解人性，而是依据可变潜力的创
造性的“实现”去理解人性。人的生活不只是神圣天命所设计、导演和监视
的狭窄舞台上的戏剧演出；它是一个献祭的进程，人类演员在这个进程中与
天理和上帝混成了一体。
人的潜力的发展因人而异。如同献祭的进程，协调一致的行动也需要一
种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参与的意识，但是所有参与者洞察整体的复杂性的程度
不是一样的。等级制度是被承认了的，尽管有些儒家思想家从未放弃他们的
理想：在一个太平之世，当进行教育取得成效，所有人都最大限度地显露出
他们的潜力的时候，完全的平等 （太平）终将实现。可是，在这个太平之世
到来之前，平等和公正必须在等级体制中维系，这个体制不是以天生的权力
和继承为基础，而是以每个人在教育过程中的成就表现出的内在价值为基
础。①
在前汉，这种社会、政治和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