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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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似乎不低，可能很高，但是文献材料众说不一，还可能不完全，因此不能肯定。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5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3 页以下）。
③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8 页以下、第366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东
京，1952—1953）第1 卷，第60 页以下。
① 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77 页以下；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
1952），第2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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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仍由私人经营的采矿收归国家直接单独控制。结果，
在产区设48名专使，以监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另外34名专使管理盐的
生产和销售，而不管是海盐还是内地的深井盐。②
这些专使向大农令 （后称大司农）负责；他们还奉命对制成品征税，以
增加岁入。稍后（公元前98年），政府实施国家专卖以控制酒类生产；为了
缓和局部的或暂时的短缺和防止投机倒把，它还设置官署来稳定物价 （公元
前115年）和协调运输 （公元前110年）。经常使用工匠和征募的劳工，用
水坝截水和疏浚的办法控制河道。自公元前132年以来，黄河堤岸经常是引
起惊慌的原因，主要的大决口最后到公元前109年才合龙，当时武帝亲自监
③
督工程的最后几个阶段，加盖御玺予以批准。任命了专使去监管遥远的中亚
④
新发展的农业定居地。在政府的命令下，多达10个大商队 （有时商队人数
多达数百人），每年从长安出发，与西域诸国进行贸易。⑤
自王朝伊始，主要的财政责任由中央政府的两个机构——大司农和少府
——承担。可以预料，新的经济控制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行政；公元前 115
年，第三个主要官署——水衡都尉——为此目的而设立。新机构与其他两个
机构共同负责征收和分配岁入；从公元前113年起，它还负责在新建的国家
铸币厂铸币。①
这些政策是时新派政治家倡议的，但受到他们的改造派政敌一定程度的
批评。双方在一个原则上是一致的，即必须把重点首先放在鼓励农业这一本
业上，而商和工则是末业。但双方对实现这些目的的方式有分歧。
时新派政治家们主张通过自由经营去鼓励农业；他们同意大庄园的发展
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地产愈大，向国家缴纳的税愈多，所以他们准备利
用发展庄园的结果来改善国家的财政。但是，他们主张对其他类型的生产—
—如矿业——实行国家控制制度，准备直接使用征募的劳工从事这类劳动并
从产品中获取利润；此外，他们不希望让私人工商业巨头分润这类财源。他
们认为，应把贸易作为分配中国产品的辅助手段来加以控制；因此他们准备
设置官员以监督国内市场的交易，同时建立国营商队携带丝织品前往国外。
由于大地产会引起贫富悬殊，改造派反对它的发展；最后，他们决心采
用控制占地规模的措施。他们主张矿业最好由私营的矿主经营而不受国家的
干涉。他们认为，以本国出产的丝绸换取象玉器和其他小摆设那样的外国奢
侈品，对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装饰帝王的宫殿。
改造派也设法阻止商人积累巨额财产，但其理由与时新派提出的不同；他们
希望阻止富商对农民的经济压迫。
这些差别可以通过考察那些主张、执行或反对这些措施的中心人物或政
② 见地图7；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2 页以下；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 卷，第
41 页以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第249 页以下。
③ 《汉书》卷六，第163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40、90 页）；卷二九，第1679 页以
下。
④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56、61 页，及第144 页注26。
⑤ 《汉书》卷六一，第2694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0 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
载 《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2 卷，第117—136 页。
① 《汉书》卷六，第735 页；卷二四下，第1170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97 页）；加
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 卷，第3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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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的个人的言论看出。时新派政策的采纳主要是由于桑弘羊（约公元前141
—前80年）的影响。在当时所有的人中，他也许最能看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问
题和潜力。他出身于洛阳一个商人的帐房，在儿童时代，他已因善于心算而
享有盛名。我们还听说在建立盐铁专卖制时两名大司农的助手脱颖而出。这
两人在盐铁业放开自由经营时发了财：东郭咸阳为大盐商，孔仅则为大铁矿
主。政府把新的国家专卖事业委托给这些具有第一手经营经验的人，实属精
明之举。两人都往返于全帝国，组织新的专营机构。孔仅于公元前115至前
113年被任命为大司农。①
还有其他的人不相信新方法的优点。没有人会怀疑卜式的爱国心，他几
次捐款资助皇帝进行战争。他因这些捐赠而曾被封爵 （公元前120年），他
曾是中央政府提名为齐国丞相的几个候选人之一。公元前111年，卜式被任
命担任帝国的第二个要职——御史大夫；但不到一年，他便被贬谪。他曾经
②
举出理由批评国家控制的矿业生产，并为他表示的疑虑付出了代价。董仲舒
（约公元前179—约前104年）是因对汉代哲学作出贡献而更为有名的另一
个批评时政的人。他反对时新派政治家的经济政策是基于道德方面的理由；
他认为这些政策会使贫富更为悬殊，使农民的命运恶化。③
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
武帝朝制订中国政策的政治家们象注意组织经济那样注意外交事务；在
①
这方面也出现了从消极态度转为积极主动的明显变化。这时，帝国已强大得
完全能够发动深入亚洲的远征；并能重新建立、重新装备和延长北方的防线；
在新进入的领土设郡；向海外派远征军；以及在以后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路线
上促进贸易的发展 （见地图16）。
汉朝能在这个时期采取主动行动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为文帝和景帝效
劳的时新派政治家们不管多么希望做到这点，他们不能号召强大的武装力
量，也没有掌握足以长期支持扩张主义活动的物质资源。但这时帝国已被更
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朝廷中，愿意采取新的冒险行动和为汉帝的冒险下大赌
注的先驱者有了地位。外戚自己也参加远征，他们决心凭借战争中的勇敢和
胜利来保证其家族的有利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扩张和殖民政策与
这几十年为了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而采取的措施是相辅相成的。
武帝的顾问们不大可能根据长远的计划制订政策；但仍能看得出在 30
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鲜明和大规模的战略。从公元前135至前119年，主
要的精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然后是七年重新补充和组织帝国力量的
时期；从公元前112年起中国军队又主动行动，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朝鲜或
沿通往中亚的路线进军。
从公元前133年起，中国军队在李广、卫青、霍去病和程不识等著名将
① 《史记》卷三十，第1431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75 页以下）；《汉书》卷十九下，
第780 页；卷二四下，第1173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 页以下）；卷五八，第2624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73—1175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09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二四下，第1137 页以下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7 页以下）。
① 关于殖民扩张的更详细的论述，见第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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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指挥下进攻匈奴。到公元前127年，已有可能在中国领土的西北端设朔
方郡和五原郡。但是把匈奴赶出中国边境的主要功绩应归于卫青和霍去病—
—很重要的是，他们都和武帝皇后有亲戚关系。自从他们在公元前121年和
119年取得胜利后，直到公元前103年前再也没有匈奴侵入中国的记载了。
在此期间，张骞已经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的功业。他两次启程前往
①
边远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5年。在进行这些
冒险行动时期，他在匈奴度过了几年囚犯生活；他观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状
况；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国货；他派代表远至粟特，甚至安息。由于一次历
史的意外，在大夏消除了希腊的主要影响后，张骞访问了那些地区；我们完
全可以推测，如果他早几十年来到那里，并亲眼目睹希腊世界的活生生的文
明，中国的文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并不是推测：张骞及时地报道了
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他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他还指出
了与象中国那样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结盟的好处。
由于张骞的建议，汉朝扩张的主要矛头首先指向西北。秦帝国原来的防
线向西延伸，最后以敦煌附近的玉门为终点。建造新城墙 （大部分为土质工
事）的目的有三。它保卫中国领土，防止突然袭击；它阻止那些希望逃避法
办或税役义务的人逃走；它形成了一条有保护的路线，使货物在有一定安全
措施的条件下得到护送。土质工事本身的证据以及戍军留在废物坑中的文字
记录证实了汉朝军队保持的专业水平，以及他们定期视察、常规信号和例行
巡逻、一切行动坚持严守时刻的情况。
城墙通过未归入版图的地区 （后来在那里设武威郡），直至由酒泉和张
掖两郡 （设于公元前104年）组成的孤立的前沿基地。再过去就没有城墙的
保护；商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的丝绸之路前进，那里由居住在绿洲
的许多小部落或国家控制。对中国人来说，争取这些民族的友谊和促使它们
疏远匈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汉族的游子和商队就将受到袭扰而无能为力，
或者在需要时得不到水和住地。
因此，中国人决心承认这些小国领袖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