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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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定一经作出，那么我们两人都不能为和平而努力了。”戈林曾经对亨德林这样说：“领袖将独自作出决定。”但是，达勒鲁斯仍然决心进行最后的调解尝试。戈林会在命运攸关的11 点钟声敲响之前准备飞往伦敦吗？英国方面会对德军停止进军而不撤军感到满意吗？戈林是作好起飞准备的。但是，英国人根据电话询问说，如果他们的最后通牒得不到彻底的答复，拒绝接待任何人。
戈林在离他的专列火车不远的白桦树下的沙发椅上垂头丧气地坐着。11点愈来愈近，这一时刻就这样流逝过去。英国同德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唯一的希望是迅速征服波兰。英国也许会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并同德意志弟兄们达成新的协议。达勒鲁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离去了。
第二节他决心在这场公开的审判中扮演一个精彩的角色
戈林提着满满两个手提包的补药来到蒙道尔夫。这些药品含有微量吗啡。“我想，他可能是个药商。”美军监狱长B·C·安德鲁斯上校当时判断说。为此，他决定让狱医对戈林施加影响，以便让他逐渐放弃服药。尽管这意味着在以后几个月中他要忍受戒毒的痛苦。靠了这种办法，戈林于1945年11 月坐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又恢复到战前的样子：机敏、爱挑衅、偏激，并准备在这场自认为不得不屈从的审讯中顽抗到底，因为它是在敌方的主持下进行的。也许在他被捕后任他随便吃药，阻碍他康复更为妥善吧，因为他的康复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审判阶段竟使他对起诉人占了优势。
戈林在蒙道尔夫与其他一些有名的俘虏来往。这批人按盟国的意图将在一次公开大审讯中受到判决。戈林初进狱时体重已达125 公斤之多，他在狱中的伙食刚够吃饱，这样倒可以减肥了。戈林的仆从暂时留在那里呆了一个时期，好让戈林习惯下来，他后来在6 月被释放了。这样戈林便独自与其他囚犯相处。他的表现像个模范人。他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妻子埃米和女儿的命运，埃米也被捕了。当他战前在柏林认识的英国外交官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到蒙道尔夫来看望他时，戈林显得相当高兴，好像已甘愿听天由命。寇克派特克同时也去看过里宾特洛甫，而他的精神显然萎靡不振。
戈林愿意对奉命经常监视犯人的审问官和美国心理学家给予满意的答复。首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M·凯里博士认为，戈林很能自我陶醉，他使用美容水、香粉、香脂护肤。他穿着丝绸内衣，戴着三只贵重的戒指——特大号的红宝石、绿宝石和蓝色钻石戒指，他另外还有四只镶嵌宝石的钟表。坐牢对戈林来说还不算难熬，因为他始终对他过去的地位和功勋引以自豪。此外，他决心成为纳粹政权中最高级的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在这场预期的公开审判中扮演一个精彩的角色。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个历史人物，而他的起诉人料定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对凯里博士说：“五十或者六十年后，德国将到处都有赫尔曼·戈林塑像。”
在此期间，国际军事法庭组成了。由于即将进行的审判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必须通过一项美、英、法、苏四国之间的国际协议，以确定审讯议程。1945 年夏，由盟军指定的起诉代表聚集在一起，以确定审判的法律基础。8月8 日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按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同意对战犯的审判按英、美现行法在纽伦堡法庭进行。戈林及其他被告，包括里宾特洛甫、沙赫特、巴本、施佩尔、邓尼茨和从英国监狱引渡到德国的赫斯等人，他们在9 月份从蒙道尔夫俘虏营被押到纽伦堡监狱。10 月25 日，被告罗伯特·莱伊在那里自杀身亡，这导致加强对其他在押犯人的安全措施。
审讯开始前30 天，戈林等人收到长达2400 字的德文起诉书。这份文件是美国纽伦堡军管会出色的组织工作的第一项成果。军管会的任务是，对投降后被没收、缴获的大宗德国文件进行审阅和分析。这些材料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美国方面资助并组织法庭审理，其他盟国只负担本国起诉人和法官的费用。一大批调查员和翻译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几百份作为证据提出的重要文件进行了筛选并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
起诉书概述了四点主要理由。第一是“共同策划或密谋与侵略战争”，其中包括：策划侵略战争、虐待被奴役人民、宗教和种族迫害以及使用奴隶劳工。第二是“破坏和平罪”，其中主要是袭击邻国。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战争罪”——破坏战争法规——和违反人道：即谋杀、灭绝、奴役、绑架以及其他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平民采取的非人道行为；或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犯罪或推行与某一罪行有关的迫害行为。”
纽伦堡审判比原先的估计要长得多，一共218 天：从1345 年11 月20日到1946 年8 月31 日。一个月后，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宣读了判决书和刑罚。法官、起诉代表及其助手、德籍辩护律师等，一大批工作人员和专家
在纽伦堡忙碌了整整一年。律师们是由被告根据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检查官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还有很多管理人员、翻译、记者、摄影和广播技术人员及警卫人员。审讯一开始就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审判厅里明亮的探照灯、嚓嚓作响的摄影机和一排排麦克风，这场面使人很容易想到这好像是摄影棚而不是审判厅。戈林非常清楚，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决心尽一切可能拖延审讯时间。他毕竟是这场大戏的“明星”，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的这个角色。
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开庭时，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纳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们视为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组织这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盟国看来，这些人是一个曾在德国夺取政权、对邻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以所谓种族原因迫害和谋杀几百万人的犯罪阴谋集团。纽伦堡审判代表世界人民谴责纳粹分子的无耻行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们犯罪的种种证据。从另一方面说，纽伦堡审判还是以后数十年在欧洲各国、首先是联邦德国继续进行的许多战犯审判的先例。审讯第一天宣读了全面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被告必须根据起诉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态度很引人注目，记者争相拍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想发表一份声明，但被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打断，而只允许他讲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1946 年3 月，戈林才被准许在法庭上再次发言。他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对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语、他对面前提出的证据材料所作的每一个不以为然的、轻蔑的面部表情都会立刻受到旁听者的议论，一直要到新闻和摄影记者对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种有意识的登场表演感到习以为常才平息下来。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戈林在德国的原有地位；由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以自尽逃避了人间的惩罚，所以其他人与戈林相比，都没有他那样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后，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饭时或在他的禁闭室里——在那里他经常受到美国第二号心理学家G·M·盖伯特博士的监视——竟破口骂人：“人们现在说些什么，对我根本无所谓！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顺利，他们就会怎样向我们欢呼并把我们捧上天的！我对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又说：“对德国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儿民主。。我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在外面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失败了，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来诽谤我们的党，而他们却力图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脑袋。”戈林试图对其同案被告施加影响，他的做法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被强迫单独吃饭。这使他忿懑不平，并说：“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决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上校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法庭放映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后，戈林的态度暂时有所收敛，他对盖伯特说：“我对所有这些情况始终还是难以理解的。”他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希姆莱一手秘密干下的。
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 月8 日开始，进行了13 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 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性。例如天主教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