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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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州孟非斯大学的华裔教授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说：“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把生存的意向集中于世俗），不像其他高级宗教那样具有“超越”和“拯救”的因素，因而是一种“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他所指的“超越”是一种“终极关怀”，而“拯救”则是一种“彼岸情结”。他认为，就中国人而言，“超越”只能是物质生活水准方面从低向高的攀升，至于“拯救”，不过是指在世俗中“安身”而已，“彼岸”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太平洋彼岸”。所以他说：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真是一针见血！想必孙教授于此体会很深）。孙教授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悉心研究的成果，有理有据，很难反驳，但那结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过了头，因而失之片面，至少在方法上有以局部替代全体之嫌——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做着身心分置于大洋东西两岸的美梦？事实上，这样的梦成本太高，除了身临其境尝到了甜头的人，芸芸众生面对着被描摹得五光十色的梦境，即使内心充满向往，也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啊！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为了确保自己对现实生活目标追求的有效性，他们必须信仰一些维护正常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规范，换句话说，他想要活得好，他就得好好地活。这里不仅仅涉及法制建设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孟夫子把一切道德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归结为“人之四端”——是非、谦让、恻隐、羞恶，这“四端”，用“人皆有之”一句话，把它们划入了先验的范畴，使你无法对之提出任何反命题。从这里出发，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再到用雅俗各异的形式表述的许多细微具体的生活信条，构成了有效的规范着生活秩序的日常信仰。正是这种有效性，使十八世纪的欧洲憧憬着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之邦”，这方面，有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为证。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信仰的众多原则的实践远非至善尽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信仰的普及和巩固完全仰赖世俗的手段，也就是说决定于统治者文化建设的方法和力度。儒家喜欢“言必称三代”，“三代”以上究竟什么样？只是些传说，反正就是理想社会吧！基本内涵无非是政治开明、民生庶足、社会稳定，这才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前提。而“三代”以下，实在很难找出十分理想的社会环境，反之，动乱频仍、吏治黑暗、物欲横流的局面倒是屡见不鲜，情况最严重的时候，纲纪废弛，樊篱尽拆，道德信仰的原则仅由有限的读书人薪火相传，真可谓奄奄一息。不过，只要国家大体安定，文化建设总还是统治者不可或忘的大事，道德教化也就得到有效的传承，有时候甚至表现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媲美于各种宗教。为信仰而献出生命并不是宗教徒的专利，相反，近代以来许多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慷慨赴死的事例与宗教毫无联系，倒可以说和儒家的“成仁取义”一脉相承——尽管彼此的理想内涵相去很远，但为理想而不惜生命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文天祥说的：“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遵，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气”就是一种信仰，它和“天国”一样，都是无法确证的。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无论是谄媚逢迎的瞒心昧己、虐杀无辜，或者是垂涎财富的崇洋媚外、惟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接踵而至，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美国人最喜欢有信仰的民族吗？绝对不是！基地组织是恐怖主义者，且不说它，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怎么样？数以十万计的美国大兵去那里总不会全是为了联络感情吧？看来，“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这个判断恐怕有问题，按理说，美国人应该很喜欢中国人才对。
我们时代的强迫症人格
？ 夏德元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作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产生动摇。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由此可见，或许强迫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