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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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侦察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这位高级领导人看到这里，气愤地说：“纯粹是栽赃！这是不瞪着眼睛说瞎
话么！太不实事求是了。”可是，他仔细想一想，这种颠倒是非的事，一定会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一个信奉
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创始人，在中华民族灾难临头的时刻，跪倒在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特务，
这太堕落，太可耻了，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搞臭了。
“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他思索着。他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时候，确实是
成立了托派‘中央’，陈独秀也是参加了的。但它成立没过几天，还没进行活动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打击，使他们烟消
云散了。他们的内部出了奸细，向国民党告了密，出卖了陈独秀。虽然陈独秀及时转移，逃出了虎口，但是，除了他和
彭述之等四人外，其余的“中央委员”都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监狱。此刻，托派“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终日这
藏那躲，逃避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根无法再进行活动。它们在襁褓中使夭折了，从此，销声匿迹。
一年之后，也即是一九三二年，陈独秀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又重整旗鼓另行开张。但不久，塌天大祸又落在他们
的头上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深夜，随着警车的一阵阵的嘶鸣，陈独秀成立的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又被国民
党特务逮捕入狱了，连陈独秀和彭述之都在劫难逃。”
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把陈独秀和罗汉等人看成是同共
产党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撒下天罗地网，派遣大量的特务跟踪追捕陈独秀。陈独秀一直处于一
夕数惊，飘泊不定的状态之中，成了一个流浪者，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他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又怎么有可能主动
上门去送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呢？这个时候，不仅国民党要抓陈独秀，连日本特务机关也
同样要对陈独秀下毒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陈独秀真像康生说的那样自动地去找日本侦探机关谈判，这只能是自投罗
网！
康生的“根据”完全是凭着想象制造出来的。他首先给唐有壬定了一个“亲日派”的性，既然陈独秀已经由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堕落成和“亲日派”唐有壬勾勾搭搭，那么陈独秀肯定就不会是好人了。他不是特务，就是汉奸和托派。
这位高级领导人又进一步深思：唐有壬是“亲日派”，这没有冤枉他。可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成为“亲日派”的呢？
关键就在这晨。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是在陈独秀关进监狱以后的事情。
康生把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提前了一到两年。这样，前言能对上后语了，其实，唐有壬成为亲日派的时间，
是一九三二年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委会秘书长以后的事情。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唐有壬成为汪精卫的心腹之后，
才成为亲日派的。而这时，陈独秀已身陷囹圄之中，完全失去了有身自由。
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时，谁不打着“抗日”这个金字招牌，谁便会失去人心。连后
来成为中国头号亲日派的汪精卫，为了笼络人心，捞取政治资本，同蒋介石分庭抗礼，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也拼命
地争抢“抗日”这块金字招牌，更何况唐有壬呢！他的头一个主子蒋介石，和第二个主子汪精卫，都是想打“抗日”旗
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唐有壬有斗胆也不敢喧宾夺主搞“亲日”活动！善于像曹操一样搞“借头术”的蒋介石，岂能
容忍唐有壬的亲日活动，这不是往他脸上抹黑么，蒋介石是不会等闲置之的。
康生说唐有壬介绍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之时，恰恰是唐有壬唱着“抗日”高调的时候。后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日，唐有壬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中充当了牺牲品，被刺生亡。
康生把唐有壬这个幽灵请了出来，让他扮演一个“亲日派”和“日本特务机关的代表”这人决定性的角色，无非是
唐有壬咽气了，不会站出来提抗议了。那么，康生说什么也就是什么了。
这位高级领导人又琢磨：康生制造的第二个“根据”，更是令人百思不解。这就是陈独秀经过唐有壬的牵线，同日
本特务机关勾结之后，双方达成了这样默契的协议：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的回报条件是“每个月给
陈独秀三百元津贴”。康生还在文章里说：一九三五年一、二月，托洛斯基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经明确指出：
“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
看到这里，这位高级领导人气愤地说：“这简直是移花接木。”托洛斯基是一九三五年给他的俄国信徒们发出指示，
陈独秀并不是未卜先知者，他怎么可能在托洛斯苦发指示的前四年，即一九三一年，就已执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了呢？这
不是像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的梦呓么！
看到把陈独秀说成是日本特务的第三个“根据”：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这位领导人觉得
仿佛是说过这种话，他反复地追忆着。忽然间，他想起来了，这是出自王明之口。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讲过这种话，他说：“陈独秀是日本人的间谍，每个月领日本人三
百元津贴。”他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他写的题为《日本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一文，文中说：“托洛斯基匪徒分子——是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
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这就是康生所指陈独秀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唯一“根据”。
要是有谁反问一句：收买托派的骨干分子尚且要五万元的代价，而比骨干分子重要得多的“托首”陈独秀，怎用微
不足道的三百元就能收买了，托派首领怎么这样“物美价廉”，而骨干分子又为什么这样“奇货可居”，这不是令人啼
笑皆非么？！
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离开了党，这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悲剧。但他脱
离党之后，孤芳自赏，没有消极，仍然坚持斗争。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学生们看见他境遇
实在太困难了，愿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但他一般都婉言谢绝了。就是收下来，自己也不用，而是转用来接济别人。
陈独秀的这种清高作风，受到了社会上的赞誉。现在康生把一桶脏水当头泼在这样一位以清高而闻名的人的身上，
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不出这位高级领导人所料，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武汉的《大公报》刊载了《傅汝霖等九名教授的公开信》。他
们路遇不平而拔刀相助，公开为陈独秀鸣冤。他们在公开信上写道：“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国民党特务迫害陈独秀，
唐生、王明又在背后捅他一刀，殊途同归，使陈独秀这样一个抗日爱国志士受到左右夹攻，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了。康生
的文章，不仅是伤害了陈独秀，而且也得罪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独秀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托派“中央”刊物
《火花》第三期发表了题为《此次反日救国的康庄大道》一文，他大声疾呼：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便排斥
日货，并提出：反对日本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
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九一八”事变使整个中国像开了锅似的，都沸腾起来了。国难当头，危在旦夕。工人罢工、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顿时，国民党恼羞成怒，挥舞屠刀，制造了“一二•；一七惨案。”
此时，陈独秀正在主编《热潮》杂志，他已放弃过去的政治路线，挺身而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他立即出
版了“一二•；一七血案”专刊。他还亲自写文章，愤怒地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他写道：“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
丘之貉，他们表演了一场双簧。蒋介石假惺惺地暂时退居幕后，由前台表演变成幕后操纵；而前台则由老牌政客汪精卫
抛头露面，他鼓吹什么‘民主政治’，放了一个骗人的烟幕弹‘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用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
来蒙蔽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陈独秀旗帜鲜明地为学生们反对卖国政策的斗争拍案叫好，呐喊助威。他主张：
“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
更进而断送中国！”
此刻的陈独秀已经不像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央总书记的时候反对使用蠛来回击蒋介石的叛变。现在，他积极鼓励使用
蠛手段，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日本侵略者，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上海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奋起抗战。正在这时，陈独秀和罗汉给中共中央写信，
明确地提出同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这正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盛行的时候，“左”得几乎要打倒天下
一切人，这种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政策，怎么会容纳得下陈独秀呢？！只能是把陈独秀拒之于千里之外。从那之后，唯
有独左的五明当了权，在他的眼里，陈独秀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比蒋介石、日本侵略者还坏十倍。
陈独秀一方面表示要同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判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他的爱国行为自然触怒了国民党。国
民党因此而下令逮捕陈独秀。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深夜，一辆警车驶到陈独秀的家门。只听见粗暴的吼叫声：“开门，快开门！”陈独秀意
识到这是抓人来了。他总冷静地穿上衣服，开了门，“你被捕了！”一个凶神恶煞的特务厉声说道。
“为什么抓我？”陈独秀反驳：“我犯了什么法？”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特务不容分说地将陈独秀带走了。
陈独秀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面对四壁，只身孤影。他不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审讯，蒙受着百般的凌辱和苦刑，
但他抗日爱国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法庭开庭审判陈独秀。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其中有学生代表，社会名流、新闻记者、同情
和支持陈独秀的人。他们都十分关心对陈独秀案件的审理。
“陈独秀！”法官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装腔作势地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政府？”
“这应该问你们自己，不应该来问我。”陈独秀寸步不让。“怎么叫反对国民政府？全国人民主张抗日，你们则步
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