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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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天，张耘和好友孟超、李宇超一起回山东诸城探亲。他是以当时最时髦的国民党左派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
面前的，他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前来探望的，打听消息的，谋求出路的，络绎不绝。张耘为此而感慨万分。
一年前，被赶出家门。那时，他简直陷于“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魄不如鸡”的处境，谁都看不起他。哪知时来运转，
一进上海大学，便找到了出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父亲也改变了态度。一年多的时间，儿子便有之么大的出息，虽然还没有爬上显赫的地位，但已算出类拔萃了。
这次回来，尽管不是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毕竟也替张家增添了光彩。儿子过去的一切不良品行，顿时都烟消云散了。
张发祥笑逐颜开，热情地款待张耘，有这样的好儿子，他感到自豪。
一向死气沉沉的张家，这时突然热闹起来。亲友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专程登门拜访。“三岁看老！”亲友们奉
承说：“张旺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多聪明的孩子，一目十行，过目成育，在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内，你能挑出第二
个吗？”亲友们的一片赞扬声，令张耘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他在家住了一段日子后，便返回上海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
记的张耘，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第一章初试锋芒 2
其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张耘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
委书记。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张耘，双眸放射出闪闪光芒，他似乎从未来的中国的光
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又是领导者，名誉、地位和权势，自
然不在话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与中共翻了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
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有夹着尾巴落芒而逃的；有踏着烈
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当然，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以求一逞。
权术，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因应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长期存在着，并不断有所发展。它既是
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者，可以一步登天；反之，弄巧成拙者，则会招来身败名裂之祸。
熟悉中国历史的张耘，对盛行封建社会的权术，深感兴趣，而且他还将现代的“生意经”、“赌傅经”与之揉合到
了一起。在他看来，眼下搞的政治投机，就是一种权术的支用，它虽不是现钱交易，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
位。目前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看准机会下“注”。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
险主义错误，都做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机灵的张耘一眼便可看出，向忠发这位书记，是聋子的耳朵——虚设，他缺才少德，没有文化，性格粗暴，处理问
题鲁莽，在他身上下功夫，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的实权是在李立三手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投点“资”，
准能名利双收。
正是这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
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
张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准这个火候，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
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
志制定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的赏识。李立三没有辜负张耘的一番苦心，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
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一九三O 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
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
张耕瞠目结舌，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呀！政治舞台，也和赌场一样，一“注”押错，就会输个精光。必须当机立断，
马上刹车，再不转弯子，就会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想到这，他一反常态。“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
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在，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翻脸不认人，严厉地斥责李立三说：
“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
他冷讽热嘲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
张耘这反戈一击，很奏效，不便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候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原来是一场虚惊。”心里
暗暗高兴，这次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根据“风向”及时转了“舵”，今后要好好地运用这一诀窍。
李立三下台了，今后谁又是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式人物呢？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他是死狗扶不上墙的
窝囊废。他看准了王明是未来中央的实权派。
王明，原名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学习时，就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被委任为学生支部局
副书记。书记则是一位苏联人。
王明的为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他认为莫斯科远离祖国，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在这块天地里，是
苏联当局说一不二。于是，他百般奉承米夫。他的领袖欲望，驱使他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培植自己的一股子势力。他笼
络一帮人马，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小集团。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党的领导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
每次会谈都由王明担任翻译。善于钻营的王明，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中共的一些内幕。他更加得意忘形了。他把那
些未曾在苏联留学过的领导人，看成是“土包子”，自视高人一等，是有资格担任中央领导的党的精华。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是书香门地出身，颇有文化修
养，待人和气，不端架子。他经常深入留苏学生中，关怀他们，听取意见，并在思想上帮助他们。
中国留苏学生，对苏联当时搞的反托派斗争，耳闻目睹，身受其害。运动一来，刹那间，托派帽子满天飞，把好端
端的一所大学，变成了一个森严恐怖的世界。学生们将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瞿秋白。他同情学生们的遭遇，坦率
地向苏联当局提出意见。他没有想到，此举却得罪了苏联当局。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一条划线的标准。谁无条件地拥护它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响当当的左派，谁不拥护它
们的反托派战争，谁就是右派。瞿秋白居然敢提意见，这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也因此而失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这一情况，王明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像明镜似的；要想飞黄腾达。离开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后台是寸步难行的；
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惹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加冕”，他的位置是朝夕不保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
巴结、讨好它们。
此刻的王明，洋洋得意，一想到将来自己会成为叱咤风云、主宰乾坤的大人物，便腾云驾雾起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夏，他被派遣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赋予他一个重要使命，即让他代替李立三，
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孤高自赏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威风十足地回到了国内。
王明回到国内之际，正是张耘在李立三身上下“注”之时。他立三也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根本就没把王明放在眼
里。以李立三马首是瞻的张耘，有一天约见王明，“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张耘冷冷地说：
“你先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吧！”
顿时，王明犹如触电一样，浑身肌肉收缩，额角上冒出虚汗。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
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自以为手持上方宝剑的王明，怎么也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冷
遇。难道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话不灵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暂时必须屈就一下。“李立三是反对苏联
和共产国际的，”他暗自咬牙切齿，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俗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薛仁
贵挂帅前，还当过火头军，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他自我安慰着。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精明的张耘，此时就没有看出王明的来头。因此，王明回国后，张耘曾积极参与了李立三接
连给王明的两个下马威。
第一个下马威，是在一九三O 年三月十日。
在这之前的一月份，于上海闸北地区，党召开了一次秘密集会。会议正在进行时，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特务突然
闯了进来。王明被捕了。平时惯于唱高调的王明，在节骨眼上却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还没有给他上刑，便暴露
了自己的身份。幸亏党组织采取了果断措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王明也被营救出来。
事后在讨论这次事件时，张耘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帮人
面前骨头又那么软！”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为名，给予王明以警告处分。
第二个下马威，发生在一九三O 年七月。
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的王明，终于忍不住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是左的一套，
是错误的，他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那么自负、专横，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
早已决心在李立三身上押“注”的张耘，认为这正是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好时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李耘说：
“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在他的建议下，王明被戴上了“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下，并受到留
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料到，不几个月，政治风云突然发生剧变。一九三O 年十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长
米夫大驾光临，亲自来指导中国革命。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国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
来信”。
这个情势对王明来说，真是个天大的喜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