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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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座位的安排，就已经看出了两个对垒的阵式。式双方严阵以待，每个人都神情严肃，一如朝鲜“板门店谈判”
的架势。
陈伯达见到几位军委副主席，想起了江青托付于他的一件事，便开口道：“江青同志让我带来个意见：军委搞了个
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未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给主席批了？”
本来就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几位军委要人，被陈伯达的这番话刺怒了。
叶剑英反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都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吗？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
你们想干什么？”
发难的人没有想到会被人所难。陈伯达一时无言以对。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憋着一肚子气，他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茶几，质问道：“军队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支柱。要是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在这之前，徐向前已经因为刘志坚是否叛徒的问题同陈伯达有了交锋。徐向前不相信刘志坚是叛徒，他要澄清这个
问题。“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他讲起了刘志坚的经历。
陈伯达听不下去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徐向前的话：“刘志坚是叛徒已经定了，不能再改变了。”
在陈伯达看来，徐向前的发言，无疑是一种报复。他没有回答徐向前提出的质问，而是用眼神作了回敬。
这时，叶剑英忽然想起了几天前新闻导报中大事宣传的上海人民公社，便又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
这么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做出决定，这又是想干什么？”
他的目光与陈伯达相遇了。他压制住自己的表情，用讥讽的口气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
公社原则，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碰头会不欢而散。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阴风四起，党不成党，政府不成政府，唯独军队还没有大乱。但也已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切忧国忧民之土，都感到焦虑和不安，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居然人为地弄成这样一个乱摊子，何时
何了？！身居党、政、军要职的将帅们，眼巴巴地望着国家在遭难，人民在受苦，他们忧心如焚，早把个人的得失荣辱
置诸脑后了。他仍决意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一帮人决斗个明白，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碰头会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与会者正在陆续进入会场。门口处，谭震林碰到了刚从上海回来的张春桥，看见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想到了另一
个人，便问：“陈丕星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之所以提出陈丕星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红卫兵游斗之后，毛泽东指示：“要把全国各省市
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的心还在上海人民公社的王位上，漫不经心地答道。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张春桥从心里笑着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头，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党出来工作。
说得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轻松！千百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
谭震林仰头怒视了一眼张春桥说：“哦！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他们同时进入会议室，一个左，一个右，各自坐进了同居一类的行列中。不过，今天右边又增加了姚文元、谢富治
和列席的王力。
谭震林刚坐定，又把陈丕星回京的问题提了出来：“陈丕星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他用
眼睛刺了一下坐在斜对面的康生：“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他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准他们来？”
张春桥高姿态地说着风凉话：“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的意见嘛……”
“什么群众！”谭震林打断了张春桥的话，他不想再听这些了。“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
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他怒不可遏地指着对面的几个：“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
一个个打下去。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拍着桌子：“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
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
谭震林站了起来，边穿衣服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就是砍脑袋，坐监牢，开除
党籍，也要斗争到底！我谭震林一生中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不应该参加革命；第二，不应该加入共产党；第三，不应
该活到现在。”说话间，人已经快走到门口了。
“回来！”周恩来脸色很难看，向谭震林喊了一声：“不要走！”
“不要走嘛！”陈毅最不喜欢事情还没个眉目就要离开的人，他叫住谭震林：“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
“陈老总，”谭震林收住了脚，转过身子，愤愤地说：“我，讲了就不怕，怕了就不讲，我哪也不走！”他气呼呼
地回到了座位。
陈毅讲话了。他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就整的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
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当时，周总理也是被整的一个。”
一直沉默不语的康生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我就是整人的。”
从会议一开始，康生便把烟一支一支地放在嘴边，然后一口一口地吸着，吐着。透过潦绕的烟雾，他观察着这些自
负的老帅。要记住他们所说的一切，甚至每一个表情、动作。他估量了一下，靠左边这几个中央文革的人，是制服不了
这些对手的。因此，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陈毅话里有话：“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会有，还会证明。
……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伊始，陈毅就曾多次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较量。当北京的街头出现打倒朱德、贺龙的大字报、大
标语时，他就气愤地说过：“有的人真卑鄙，他们躲在幕后，鼓动一些学生，用恶言恶语去对一些老帅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那怎么解释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叫过河
拆桥嘛！这么大的党，有那么多的坏人，就你们几个是好人，这公道吗？”
现在，他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张春桥抬起头看了看陈毅，赶快又低下去匆匆地记着笔记。
叶剑英接着陈毅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
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工作？”
谭震林也插了一句：“许多老干部，战争年代受了伤，现在又遭到残酷虐待。”
身受战争创伤的余秋里，这时也参加了舌战的队列，他气冲冲地说：“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
行？照这样干法，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面对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或者默默不语，或者略作辩驳，但火力都很弱，退却吧，
他们又不甘心。
康生面前的烟缸里，烟头已越堆越多。他面不改色地坐在那里。他是从来不把自己摆在一种难堪的地位上的，宁肯
暂回避一下来势汹涌的锋芒，也不愿仓促上阵，大败而归。他正在盘算着究竟用什么良策来收拾这些对手。文化大革命
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是关键的一仗，如果被打个落花流水，那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半途夭折，前功尽弃。
李先念的发言，打断了康生的思索，他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
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现在是从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对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接着这个话题又说道：“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就是反对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嘛！”他越说越气愤：“我说渔船出海不能搞四大，你们连逼我四次，说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转而他又心情学生地说道：“我从来没有哭了，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去哭，跟前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
里流眼泪。我不笑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他问康生：“康生同志，《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
“我没有看。”他摇摇头，假装不知。
“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十分生气地对着康生等人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看看呢？”
周恩来心里明白，这样重要的社论，不经康生的手，谁敢往外发？这个半人半鬼的人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
策划哪一件事，能离开他呀！
周恩来没有冤屈康生。这篇号召造反派向全国干部进军的社论，正是在康生的密谋下发表的。当时，康生和陈伯达
一致认为，必须写一篇像“号角”那样有份量的社论，以便再加一把柴，把火烧得更旺，向全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发起总攻。于是，他仍就组织人写了这篇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
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
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
社论写完，立刻要送康生审定发排，见报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老干部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聂荣臻也坐不住了。他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
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诛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了！”
这次碰头会，完全出乎林彪、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意料，他们大为震惊。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帅居然敢向他
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发起进攻，蔑视他们的权威，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想个办法整肃他们一下。
夜，钓鱼台八楼，康生在房内踱着方步。这几天所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