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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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日军的残忍性就已经暴露无疑。日军自恃武器装备精良，而土著居民只有火枪、长枪、弓矢、刀矛等落后武器。因此日军目空一切、野蛮成性。26日夜又杀伤5人，杀死2人。28日，日本增兵200多名从石门进入，80余名从风港进入，杀死台湾人3名，生擒5名。据中国的官民报称，生番死者多于日兵，而日本将领则称日兵死者多于生番，其实这正是日本为其勒索要求留有借口。在攻入牡丹、高士佛、加芝城、竹仔等社后四处纵火焚烧，造成了当地土著居民严重的死伤。日军实行军事威慑的同时，还以好言好语和金钱对台湾各社诱降。7月中旬，日军完成了对各社的征服及诱降。侵台日军先后撤回沿海一带，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以后虽时有增减，在其驻地附近虽时有骚扰，但从整体上说，军事行动阶段已基本结束。
在日军暂停军事行动期间，西乡就透出索取赔款的意向，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7月21日的上奏说：“退兵不允，因求贴费，赔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万不可开之端”〔3〕。必须增台防兵力，以应其变。而此时日军自身所面临困难日益增多。日军远离本土，从出征之日起就遇到运输困难、给养匮乏等问题。士兵自登陆台湾后就因水土不服，肠胃病等不断出现。6月中旬，疟疾患者日有增加，到8月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疟疾。整个侵略军都处在疾病的威胁下，每天死亡经常自数人至十多人不等。日军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多人，战死者只有12人，病死者却达561人，可见病情之严重。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益低落，厌战情绪遍及全军。何况，此时沈葆桢已带海陆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日本既然在军事上讨不到便宜，就想在外交上捞一把，而在台的驻兵和驻地则成了它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的重要手段。 台湾居民奋起反抗
7月中旬战争基本结束后，柳原前光受日本政府之命前赴北京，15日政府训令，要他在对华谈判中掌握这样的要领，即：日本取得赔偿，然后把已经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但在谈判中切不可露出欲求偿金之词色”；如果谈判逐渐进入偿金问题时，关于其数额“切勿由我方提出”。〔4〕这个训令标志着日本要以外交手段索赔罢兵。为了不立刻表露出向中国要钱的企图，首先从否定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强词夺理向清政府诘难要钱；后经多方讹诈不成，才不得不亮出牌底。在第五次会谈中，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日本将撤回兵力，台湾的事情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但是本国为此事费尽财力，想要台番偿还，而台番无此力量。中国怎么可以让日本士兵空手而归呢？”〔5〕日本丑恶的嘴脸暴露出来了。而在清统治者方面，自8月下旬以来，已在酝酿、讨论用某种名义给日本一点钱，促其退出台湾。现在日本既吐露真情，双方在一个基点上便走在一起，这就是清政府出钱，换取日本退兵。但总理衙门只肯以“抚恤”遇难之民为名，“酌量”拿出些钱；而日本则要求偿付“兵费”，并且一开口就“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6〕。双方差距较大，一时难以合拢。后来大久保利通向总理衙门提议，中国应完成由日本已经开始的惩治藩人的任务，并且应对日本支付三百万元的赔款。赔款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日本特派员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宣称必须于10月19日以前予以解决，否则日本将继续已经进行的任务。并曾以罢议回国相威胁，事实上他自己最怕决裂的，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谈判不得而终，……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势必至无理开战。……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7〕因此大久保利通一面与总理衙门从事正面谈判，一面运用驻北京的英、美、法外交团帮其对清政府施压，并终于在多次的谈判中达成了最有利于侵略者的协议。
敲诈——无赖国家的流氓行为（图）
大久保利通费尽周折，终于实现了出使中国的外交目的，既使清政府让步，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他由衷地对威妥玛说：“经过熟思，以为银额多少，勿在置论，中国政府所提五十万两即可”。〔8〕就当时日本的形势来说，既无实力与中国进行战争，也无法摆脱外国的影响。因此，他见中国让步，便断然接受，同意签约。各国（除俄国外）多希望中日争端尽快解决，英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0日达成协议。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三款和互换《会议凭单》。《北京专约》共分为三条：（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9〕在《北京专约》中明确写上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字样，诱使清政府在字面上似乎承认了琉球属于日本，为此后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这正是大久保利通所设圈套的主要目的之一。《会议凭单》规定，中国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应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到那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支付四十万两。签约第二天，大久保利通就离京赴上海，从上海税关取出白银十万两带去台湾。然后大久保利通经厦门去台湾，16日到琅峤，第二天就派福岛九成到台南面见沈保桢，提出“藩地交代事宜节略”五条，作为交接日军占领地及处理有关善后事项的具体办法。26日，风港日军撤尽；12月2日，龟山日军撤走，西乡本人随去。3日，日军尽数离台回国。16日，清政府向日方付款四十万两。中国本是日本侵略下的受害者，却承认侵略者的行为是“保民义举”，并向侵略者付出金钱。这仅仅是日本打开中国大门的开始，而后日本的贪欲急剧增长。
条约签订后，西方的反应如何呢？侵台事件对国际的影响极大。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英国人李欧尔。卡克的传记里这样说：外国人认为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0〕 从此以后，列强加速了瓜分中国的步伐。
日本则以逃脱了它尚无准备的一次冲突而庆幸，它曾不知不觉中陷于这种冲突里。日本自己都认为“中国是值得怜悯的……我们不知道怎样为中国庆幸……我们的确没有想到中国会情愿为被人侵略而付出代价”〔11〕。还有的言论和解释可能更准确地表达了签约的意义，“它宣布出，这个插曲的一些特点就是支配着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历史的那些特点——这种和解的确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是却不准备打仗”〔12〕 。比起这种勒索赔款甚至更有意义的是日本轻易地吞并了琉球群岛，这个地方曾向清政府进贡达5个世纪之久。然而这仅是原有朝贡国一个一个的相继地被夺去的序幕而已。
东邻有盗 “大陆政策”序幕拉开（图）
贫弱的朝鲜 如同日本吞并琉球而觊觎我国领土台湾有密切的联系一样，它入侵朝鲜包含着为打开我国东三省开辟道路的阴谋。因此日本侵略朝鲜的第一步就是获得朝鲜不是中国属国的口实和字据。1875年日军就把军舰开到了朝鲜的大门口，逼迫朝鲜开放。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所谓的“修好条约”——《江华条约》，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种种特权而对朝鲜在日本享有什么权利却只字未提。其中“朝鲜国乃自主之邦”的说法，显然是针对清朝与朝鲜之间的“上国”、“属邦”关系而发的，日本的目的是使朝鲜脱离清朝的影响而听命于己。
1884年朝鲜发生了由日本的竹添公使一手导演的“甲申政变”。竹添公使率三小队进入景右宫，软禁国王，杀戮保守与亲清大臣多人，并由“开化党”的朴泳秀、金玉均等人出面组成新政府，强化朝鲜的亲日势力。在朝鲜政府“救援”的呼声下，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开进王宫，与日军直接交火，驱走日军，恢复朝鲜原来的统治。但是日本却置干涉朝鲜内政，制造内乱，日公使率军驻留王宫三日，惨杀朝鲜大臣，自焚使馆等事实于不顾，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朝鲜签订答应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的《汉城条约》。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的侵略热情。这也使日本更切实地感到驻朝清军的存在已成为它在朝鲜、在亚洲大陆扩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它亟欲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日本于1885年2月派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进行交涉。伊藤博文的使命集中在两点：一是要求清政府处置平定甲申政变的清军指挥官；二是要求清军撤出朝鲜首都汉城。在两个月之间，双方共进行了六次谈判，日方尽力在谈判之中占得更多的权益。最终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以后如要向朝鲜派兵，应提前互相通知。许诺日本在朝鲜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出兵权，这使日本找到了实现“大陆政策”中侵略朝鲜的极好借口。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附一照会与伊藤博文，声明对中国在朝鲜的官兵的不小心，将行文戒饬；对中国官兵伤害日民之事，等查明如实有其事，将依法严办。这两点都是承认日本是站在有理的方面，这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患。
《天津条约》后，两国均从朝鲜撤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停止了对朝鲜的觊觎，而是酝酿独霸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的一个更大的阴谋，其扩军备战活动更是变本加厉。陆军的兵力扩大了近二倍，海军也不断扩充兵力，增建军港，并且专门针对清朝北洋水师。在1886－1894年间日本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每年支出总额在8000万日元上下，而每年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2000万日元以上。〔13〕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纷纷炮制出各种向邻近国家侵略的理论。首先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中心论点是对待中国、朝鲜没有必要“因为邻邦而有所顾忌，而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其次是山县有朋“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的提出。“主权线”是指国家的疆域，“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即邻近的国家。也就是说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必须侵占邻国。除此之外，日本军事部门为掌握中国、朝鲜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细致的侦察。日本参谋本部一成立，下面就设置了专门负责调查从我国东三省到西伯利亚、库页岛、堪察加的地志及政情的管东局和专门负责调查从朝鲜到我国沿海的地志及政情的管西局，而且它们马上就展开了调查活动。调查后所得的结论是：日本对华作战，有稳操胜券的把握。至此，日本在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趋于完备，剩下的只是时机和借口问题了。1894年3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写给日本驻英公使的信中就露骨地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日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