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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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这里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约在5至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它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那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
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年代以来，一直住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
佛教史
第十一章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正。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撰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富。他们的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比尔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长期活动于京津沪地区，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所著《中国宗教状况》（1859年）、《中国的宗教》（1877）、《中国的佛教》、《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国佛教介绍》（1885）等，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佛教的信息，尽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场说话的。此外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E。J。艾特尔的《佛教三讲》（1871）和《沸教》（1871），劳维斯。霍得斯的《佛教与中国佛教》（1924），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中国的佛教文献》（1882）等。
英国对于印度佛教古迹，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据此引发了亚历山大。坎宁汉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对于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坎宁汉在山奇、菩提伽那等佛教遗址发掘中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此外，英国学者对阿施陀佛教石窟艺术也进行了研究。
自19世纪末，佛教在英国开始被引入社会生活实际，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所著《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人对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
1890年，阿兰。贝纳（？—1932）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翌年，阿难陀弥勒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园一角，佛教徒杰克逊。培恩经常讲道，并筹建了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次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创立了《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法轮》，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庙。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住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