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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佛教史-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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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宣称的功能言,首在护国卫土,保家安身,所谓禳灾致福、预卜吉凶、忏悔消罪、诅咒禁制之类;但就佛教本身修持者言,却重在养生长寿,迅疾成佛,得大安乐。力图给密教以理论上说明的,最早可以上溯到288年译出的《密迹金刚力士经》、北凉译《方等大集经》及418—421年译出的《华严经》等。但考虑到对后来密教形成诸大派别的影响,一般认为首先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经》,即《大日经》,将密教法门和仪轨,从理论高度上组织起来。此经可能在7世纪已流行于西南印度,由唐善无畏于724年译为汉文,被称为密教“胎藏界”的根本经典,据此形成的派别称“真言宗”。或“右派密教”,亦称“真言救世者”。

  《大日经》以日喻“如来”,它遍照法界,能平等开发无量众生“种种善根”,成办世间出世间一切“殊胜事业”。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在于它所体现的佛理遍存于一切众生心中,即“自性清净心”,或所谓“菩提”

  (觉)。人们根据清除覆障、现观自心本性的程度,感受“如来”相应的神变“加持”,达到预期的“苏悉地”(成就)。在这里,“如来”只是一种随缘感召才能体认到的因素,“缘谢则灭,机兴则生,即事而真,无有终尽”。

  因此,就个体修习者言,“菩提”才是真正成佛之“因”。据《大日经》,菩提是一种完全无规定性的心体,形同“虚空”,心、空、菩提三位无异,欲证菩提,当证自心,所以成佛之道,毕竟还在观心。这些观点,与中国禅宗的理论没有大的区别。但《大日经》不止于此。它在提出菩提心的同时,又强调“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大悲”之旨在“救世”,不容个人孤证;由救世之心所生“曼茶罗”,能产生“我即本尊,本尊即我”的心理效果,在一定的仪轨导引下施作“神变”,说法度人,满足信众各种愿望。

  所指“方便”,范围极广,随顺不同时方,无论出家在家,凡能吸引信徒的一切手段,均可称为“方便”。在密教实践中,方便被当作“菩提”和“大悲”的表现,原来的手段也就变成了目的。

  当然,密教的最终目的还是成佛,而且要为成佛提供最快捷的方法,《大日经》称之为“即身成佛”。它把这修行得果的全过程,概括为“三密”修持,“五相”成身。“三密”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意观“菩提心”,亦即赋与身语意一切言行以神秘主义的含义。据认为,借此能够具备一种以“金刚心”和“金刚身”为特征的“无上菩提”,这就是佛本尊了。

  约在7世纪末,在东南印度又产生了《金刚顶经》,据此形成的派别称作“金刚乘”,或“左派密教”,或“■特罗派”。723年,唐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继之,不空又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到1012—1015年,还有《金刚顶经》的全译本。

  实际上,《金刚顶经》与《大日经》在哲学基础上并无原则区别,但更强调众生“自性清净”、与毗卢遮那“佛心”的聚结,认为前者流入后者,能够聚生极坚固物,成大欢喜形,被称作“金刚体”,也就是他们追求的佛身。这种自性心与佛心的结合,都需要在瑜伽三摩地(禅定)中完成,因此,瑜伽实践就成了金刚乘的主要特点。

  《金刚顶经》突出认为,自性清净心是随“染欲”自然存在的;要达到“离欲”清净的目的,必须采取以染害欲的手段,使修持者在受用安乐中得到“调伏”。此中弘法者要满足信众爱乐的需要,按信众“意欲”说教;信众对弘法师长,则要无条件供养,尤其是以身供养和“由贪染供养”。佛法的这种授受关系,是在“金刚曼茶罗”中完成的。入此曼茶罗者,不管是为了饮食还是为了染着,都可以得到满足。

  这里的“染欲”等,主要指两性关系言。左派密教中的“大乐”一系,就专以性关系为解脱。宋代汉译《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1002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等,是“大乐”思想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五欲本性空,亦即本性清净,本性解脱;因此,要求离欲调伏世间人,并不能达到真正清净,“云何清净法?谓大欲大乐”。

  演说大欲大乐,成就“大妙乐”,并使之永恒,被认为是既有利益于诸有情,也是成佛的更便捷之路。其它密教还讲“即身成佛”,“大乐”系更提出“刹那成佛”。认为一切犯杀盗等应下无间地狱的众生,入此秘密法中,也悉能“成就诸佛自性”。

  “大乐”一系的金刚曼茶罗,也需要持咒诵经,有一套烦缛的仪轨,此后逐步简化,要求一切秘密践行,全在导师教授下进行,被称为“易行乘”。

  此后密教又发展出一种“时轮乘”。它以《时轮经》为典籍,认为现实世界将同“时轮”一样消逝,只有那创造一切的“最初佛”才是永恒的。人的身体由“生命之风”维系,通过瑜伽修持,控制“生命之风”的运行。能够使生命超越时间流转的影响,变人身为佛身,得到永生。

  密教发展到后来,由神密主义走向肉欲主义,宣告了印度佛教的终结。

  但密教也不全是荒谬与淫秽。它的瑜伽中包含健身和养生术,是值得发扬的遗产。它提供了大量心理治疗、心理变态和精神异常的现象,从心理生理学和精神病学及医学角度,是应该予以研究的。

  密教在佛教内部原是作为非合法潮流成长起来,虽然流布很广,却无严密的组织和传承,所以很难确切把握它产生的时间和地区。但至少到7世纪,它已经接过中观学派和瑜伽行学派的理论武器,构成自己的哲学基础,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佛教国家和地区,成为最强大的佛教势力。

  在印度,密教走进经院学派的殿堂,成了中观和唯识两大学派最重要的实践内容。据义净记,他在那烂陀寺期间(675—685),那里的密教已经有经常活动,他曾“屡入坛场,希此心要”。传说有《持明咒藏》10万颂,合汉译300卷,龙树特精斯要。龙树有弟子难陀,持咒有感,撮集明咒万2千颂,深为陈那所赏识。从由唐来印专求密法的道琳之足迹看,除那烂陀外,东起耽摩立底国,南向南天竺国,西至罗荼国,都有“咒藏”、“玄谟”、“灵坛”可以访参。

  到8世纪,密教有一个突发性的发展。唐代密宗三大家的善无畏,即出身那烂陀,从达摩掬多学习密法,所传《大日经》,带有浓厚的经院派色彩。

  金刚智在那烂陀受具,从寂静智学声明论,“尤工秘术,妙闲粉绘”(指曼茶罗)。对后来西藏佛教影响很大、并邀莲华生入藏的寂护,曾任那烂陀寺主,他创立的瑜伽中观派,与密教将唯识和空观混合运用的情况相同。这些迹象说明,那烂陀寺由显密共修,明显地向密教倾斜。大约在8世纪后半期,波罗王朝在恒河右岸建起了规模宏大的超岩寺,成为密教发展的又一中心。

  此寺的创立者达摩波罗王所封国师师子贤及其弟子,都是既弘扬般若空观,又倡导密教的著名人物。11世纪入藏的阿底峡,从学于那烂陀,曾任超岩寺首座,那时另有7名知名的显密大师,并称超岩寺“八贤”。

  但密教的发达并不止于上述二寺。自8世纪以来,密教逐步占领了印度所有的佛教领地,其与印度教和民间巫教的界限,实质上已很难区分。它北传乌苌、于阗,一度成为唐中期最显赫的教派,在吐蕃据有很大势力;南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对介乎中印之间的南洋群岛和中南半岛诸国,也发生过巨大影响,为许多王朝所推崇。朝鲜和日本则经过中国的桥梁,相继传进。一时间,密教在世界佛教中也成了压倒一切的教派。

  与此同时,密教受到了两方面的抵制或反对: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和其它思潮的;另一方面是来自佛教内部的。到12—13世纪,在印度和南洋群岛诸国,伊斯兰势力最终消灭了佛教。密教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在斯里兰卡,密教与上座部佛教,经过长期较量,也以失败告终。密教在中南半岛诸国的经历,与此大体相近。中国密宗的命运不长,尽管在北宋时期还引进过大量密典,但儒家的伦理观念与佛教禅宗他的倾向,使它缺乏在中土发展的适宜气候;倒是藏传佛教重新兴起,由于同苯教的结合及政教合一的体制,才使密教得到充分的表现,一般称为“藏密”或“西密”。在藏密和缅甸密教的影响下,云南大理地区也有密教长期流行,它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原始信仰结合,也有颇强的生命力,俗称阿阇梨教,亦名“滇密”。日本从中国传回去的密教有两支:由空海建立的真言宗,称为“东密”,由最澄、圆仁所传天台宗密教,名曰“台密”。

  密教为印度佛教敲响了最后的丧钟。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的侵入,以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佛教基本上被驱出了印度国境,密教占据佛教优势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但它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在一些国家地区依然长期流传。






                    佛教史



                第五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公元7—10世纪)

                  

  当佛教在葱岭以西遭受挤压,在印度本土也愈显衰败的时节,经过南北朝急剧发展的隋唐佛教,却在亚洲东部大陆上,以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并名扬佛教世界。唐初来华的印僧那提,历游五天、师子和南海诸国,经多见广,在他的眼里,“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赡洲即赡部洲,亦译作阎浮提,作为地理概念,泛指当时已知的世界所有地区。

  中国佛教的兴旺发达,居世界第一,当是那提作了比较后的结论。唐中期著名的不空三藏制造释迦如来悬记,谓“一乘典诰,兴在中华”,意思与那提的相同,都是指佛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两人也同样指出中国佛教的特点,乃是统一于“大乘”或“一乘”,与印度大小乘各派分立并存、斯里兰卡重在小乘,确有不同。

  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国家的统一和空前富强为社会背景。隋朝的统一为时短暂,唐朝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它的领域曾西到咸海,与波斯接壤;东至平壤城,同新罗交界,沿海岸线延伸到库页岛和外兴安岭以北;北越沙漠、贝加尔湖,抵达安加拉河流域;南至南海,与印支半岛上的林邑、真腊相望。领域的开拓,强化了与四周邻国的往来,密切了同域外诸民族的关系,为丰富和发展中华帝国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历法、医术、药学、种植,以及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中,都明显地含有外来的先进成果。除佛教外,其它一些世界性和区域性宗教,也在这个时期传进,或得以进一步传播。基督教的一支聂思脱里教(景教),经波斯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叶从大食传到沿海口岸。波斯的火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早在北魏时传进,至唐而大盛:波斯的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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