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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佛教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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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⑥,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①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②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①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②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十四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⑤《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卷6《则天皇后本纪》。

  ⑥《资治通鉴》卷204。①《资治通鉴》卷204。②《新唐书》卷125《苏环传》。

  ①《资治通鉴》卷205。②《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

  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③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

  《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①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②,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①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③《韩昌黎全集》卷39《谏迎佛骨表》。

  ①②《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

  ①《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

  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②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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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僧侣,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阶层,如何取得维持自己生活和弘法的资粮,直接影响着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而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兴衰。佛教一传进中国,就当作方外之宾,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特别是兵役、劳役和赋税。逃避役赋,成了僧侣队伍不断扩大,并与皇权国家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一再发生沙汰沙门和毁佛灭法事件,也植根于此。

  按佛教教义,僧侣应以乞食为生,寺院建立以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

  乞食中的高级僧侣可以往来于庙堂,作清客,任谋士,而大多数是游走江湖,贫困无着;寺院生活相对稳定,但由于施主的穷通变化,贫富相差悬殊。东晋末年,僧侣中普遍出现经商、作工、为医、为巫等自谋生路的现象,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到北魏,采取浮图户和僧祗户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而在南朝,像梁武帝用“舍身”一类手段,为寺院经济的急剧积累募金。这样,佛教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避役逃赋的消极目标。某些僧侣的权势熏天,富贵安适,到隋唐达到令人目眩心醉的地步,以至有“选官不如选佛”的谚语。贵族出身的净觉,“不窥世典,门人与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廪食与封君相比”。一个并不著名的和尚怀信作《释门自镜录》,序其优裕生活道:“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

  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①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而其免役免赋的特权并未取消。结果是,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丁口急剧流入僧门,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颁布度牒,限制度僧,而私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可以统计的数量。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国家不得不用鬻卖度牒的方法,筹集军饷,充实国库,僧尼愈滥。

  唐代的寺院经济大体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

  ①。其中西明寺,只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之多,并配以净人百房,车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①《大唐六典。户部》。

  ①《法苑珠林。祭记篇》。

  50辆。开元年间,金城公主奏请,将范阳某“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门所用”。至于其他王公大人,类似的布施也比较普遍。

  诗人王维,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草堂精舍,竹林果园齐备。因此,时人有这样的议论:“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撰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②在这种由政治庇护,财经资助下的寺院,一旦有了独立经营的权利,立即成为兼并巨户,越州跨县,建造各种庄园。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河南滎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代宗广德二年(764)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的41年中,施地和买地兼并周围土地1。791。5亩。浙江天童寺有田13000千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15所。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以至于出现“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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