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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佛教史-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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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律楚材(1190—1244),自称“湛然居士”,出身辽皇室,致仕于金,后成为元初著名政治家。他曾从行秀参禅3年,亦倡三教一致。他说:“三圣真元本自同,随时应物立宗风。道儒表里明坟典,佛祖权宜透色空。”又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①。他的三教合一思想与行秀、李屏山是一致的,但立足点有所不同。行秀认为,佛法不仅可治心,也可以治国,具“正心、修身、家肥、国治”的全部功效。李屏山要求“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都是站在佛教立场上立论。耶律楚材则始终从儒家立场说话,正如《湛然居士文集后序》的作者所评论的:“观居士之所为,迹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彼其所挟持者,盖有道矣。”

  金统治时期,又有一部重要刻本《大藏经》问世,这就是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赵城藏》。该藏发起人是比丘尼崔法珍,地点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大约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开刻,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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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原分布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统一大漠南北,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

  即帝位,1271年定都大都(北京),国号大无。1279年消灭南宋,征服全国,成为汉唐以来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其疆域东起海岸,西到新疆,南至海南,北领西伯利亚大部,东北起自鄂霍次克海,西南囊括云南西藏。到1368年朱元璋攻克大部为止,有元11帝,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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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统治者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西藏归顺蒙古后,忽必烈特别支持萨迦派的发展。建都燕京后,以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释教,推动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部分汉民地区的传播。在大一统的国家内,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权的联系。

  从八思巴开端,终元之世,历朝都以喇嘛为帝师。新帝在即位之前,必先就帝师受戒。帝师也是元中央的重要官员,领中央机构总制院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是中央管辖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因此,帝师不只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而且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此外,中央又在南宋都旧杭州设置江南释教总统所,任命喇嘛僧统理,直接管辖江南佛①《湛然居士文集》卷2、6。教,后并入宣政院。喇嘛教统治着全国佛教。

  喇嘛僧在元代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宣政院曾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①喇嘛教上层实际上成了元代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中有些人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掠夺财物、残害民众,为害不可胜言。如帝师相琏真伽,元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他利用职权,劫掠财物、发掘陵墓、戕杀平民,干尽坏事,事发被查抄时,除金银珠玉之外,有田2万3千亩、私庇不输公赋者2万3千户,将民50余万变为佃户,另有藏匿未露者不计其数。元朝赏赐给大喇嘛的金银财宝,多至无法估计,史书中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的评语。元王朝最终也陷进了喇嘛教的腐败之中,其中内宫丑闻迭出,是表现之一。

  元统治者之所以大力扶植喇嘛教,最初的用意在于把它作为沟通西藏关系,羁縻边远居民(包括畏兀儿等)的手段。《元史。释老传》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事实上,信仰的成分甚少,主要是出于“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另外,元王朝作为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也有意使喇嘛教在控制汉民族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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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其它宗教如汉地佛教、儒教、道教,乃至外来的回教、基督教等,也不排斥,取宽容姿态。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佛教一般,均为历代帝室所崇尚。

  元世祖忽必烈带头祟佛,他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

  1261年建大乾元寺、龙光华严寺。1285年,“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他对佛事也很热心,1285年,于西京普思寺集全国僧侣4万人举行资戒会7日,并令帝师于各大寺庙做佛事19会。1287年,命西藏僧侣在宫廷以及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33会。忽必烈曾自述:“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①这在宋辽是没有的。

  此后诸帝对待佛教,大部依世祖的范例办理。如成宗大德元年(1297),建临洮寺,又在五台绝境建万寿依国寺。五年(1031),“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寺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②这种营造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的风气,有元一代几乎没有中断。其结果,“凡天下人迹所到,精兰胜观,栋字相望”。两宋以来逐渐稳定、衰退的佛教,又有了新的高涨。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统计,当时境内有寺4万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加上伪滥僧尼,至元代中叶,总数约在百万左右。由于帝室对佛教的多方庇护,一些寺院大量兼并土地,甚至公然侵夺公田、民户。成宗时,常州僧录将官田280顷归为己有;仁宗时,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2万顷。大德三年(1299)统计,仅江南诸寺即拥有佃户50余万。元代寺院除经营土地,也从事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各地当铺、酒①《元史》卷202,《释老传》。

  ①《佛祖统纪》卷48。②《元史》卷20,《成宗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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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元代汉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和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南方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所传的临济宗。总的说,曹洞盛于北方,临济盛于南方。

  行秀在入元后应耶律楚材之请,著《从容录》,其影响稍逊于《碧岩录》,也是文字禅的典范。耶律楚材后应成吉思汗之召,扈从西征,深受器重。成古思汗死后,他被窝阔台任命为中书令,从事“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实践。福裕随行秀出家,先住燕京奉福寺,后住嵩山少林寺,门下弟子相承,绵延不绝,成为曹洞宗在北方的主力。福裕受定宗诏住和林兴国禅寺,受宪宗召诣帐殿奏对称旨,又受世祖“光宗正法”赐号。仁宗皇庆元年(1312),制赠福裕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赠晋国公。

  海云印简曾为忽必烈说法传戒,住正定临济院,在北方中兴临济宗。他的在俗弟子刘秉忠,在忽必烈时参决军政大事,世祖即位后,负责起草朝仪、官制等典章制度,在元初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南方临济宗属杨岐派法系。云峰妙高曾北上参加元世祖召集的禅、教、律三宗辩论。雪岩祖钦得法于径山师范,他的《语录》强调儒释一致。高峰原妙初习天台,后学参禅,成为祖钦弟子。中峰明本得悟于原妙,是元代重要禅僧,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烦等曾从他学禅。他的弟子天如惟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提倡禅净合一。以上为克勤下虎丘绍隆一系所传。元叟行端则为克勤下大慧宗杲一系所传,大约与明本同时,他的弟子楚石梵琦也是当时知名的禅僧。

  受宋代佛教影响,天台宗在杭州、天台一带仍继续传播。活动于杭州的湛堂性澄,于英宗至治二年(1321)应召入京校大藏经,其弟子玉岗蒙润住杭州下天竺寺,著《天台四教仪集注》,为天台宗的入门著作。性澄另一弟子绝宗善继住天台山,晚年专修净土。

  元代华严宗仍主要传播于五台山。仲华文才为五台山佑国寺主持,其弟子有五台山晋宁寺的大林了性等,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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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在传统佛教宗派外,元代江南地区还流行白莲教和白云宗等教团。

  白莲教是在宋代结社念佛、净土信仰广泛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在初创时期是佛教的一个世俗化教派,但在后来则演化为民间秘密教团。

  白莲教创于南宋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据《莲宗宝鉴》,茅子元先学天台教义,习止观禅法,后慕东晋慧远莲社遗风,“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制定晨朝礼忏仪,劝人信仰西方净土。他在江苏青浦县的淀山湖边,建立“莲宗忏堂”,修持净业,自称“白莲导师”。他提倡吃斋念佛,不杀生,不饮酒,男女僧俗共同修持。

  因其断肉食菜,故又名白莲菜。

  白莲教的教义以为,净秽迷悟只是一心作,根据心的染净程度,众生所生净土才有高下差别,因此,它要求把修心与修净土结合起来。在民众中得到迅速传播。绍兴初年,当局以“食菜事魔”的罪名将茅子元流配江州(江西九江),三年(1133)被赦,宋高宗召见,并赐“劝修净业莲宗导师慈照宗主”的称号。子元死后,小茅阇黎等人继续倡导,使白莲教盛行于南方。

  元代白莲教与民间信仰逐渐融合,群众基础日益广泛,政府屡屡感到不安。武宗至大元年(1308),诏令“禁止白莲社,毁其祠字,以其人还隶名籍”①。由于庐山东林寺普度撰《庐山莲宗宝鉴》,解释子元白莲教正义,加上白莲教其他上层人物的积极活动,一度恢复它的合法地位。但白莲宗的下层则转向秘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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