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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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书”，谓劝善之书，原是在道教信仰基础上，揉合三教之说，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太上感应篇》作于宋代；继之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流行。
受《太上感应篇》的启发，明代袁了凡著《阴骘录》，释袾宏加以改编，①《呓言》。
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主义的伦理规范完全溶解到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宝卷”是由唐代佛教变文演化而成，同样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
前后，宝卷的刊印达到极盛，对普及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神宗万历（1573—1620）时期，佛教义学有一定发展，其中学识广博、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起过重要作用的有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后世称为“四大高僧”。
云栖袾宏（1535—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①突出读经的重要性。但说到底，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②自称“予一生崇尚念佛”。他对华严教义有相当高的造诣。清代释悟开《莲宗九祖传略》将他列为莲宗第八祖。
袾宏对净土实践也十分重视，他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各种佛教法会在民间更加普及，重订了水陆仪轨。关于三教关系，袾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③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
①。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的道学家的解释。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袾宏大致相同。时人顾仲恭指出，真可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挂碍，无偏党。”②他以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只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柢。因为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能契会实相般若。
真可曾发起雕刻大藏经，即《嘉兴藏》（或名《径山藏》）。《嘉兴藏》①②《竹窗随笔。经教》。
③《竹窗二笔。儒佛交非》。
①《正讹集。三教一家》。
②《跋紫柏尊者全集》。
屏弃了一向沿用的摺叠式装帧（梵式），而采用线装书册式装帧（即方册式），对佛籍的传播带来许多方便。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德清少年时攻读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来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1583），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苦和建立寺院，二十三年（1595），以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山、杭州、苏州、常熟等地，终老于曹溪。他的论疏亦富，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德清一生受法会禅师影响最深。法会力主禅净兼修且通达华严。故德清虽为临济宗下禅僧，思想上却提倡诸宗融合。时人吴应宾说他，“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熔入一尘法界，似圭峰（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觉范（慧洪）；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延寿）。”①对于“禅”，德清有自己的特殊见解，以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在教人上，他仍然重视念佛净士法门，以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
德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既不限于宗派上的宽容，也不限于思想上的相互融会，而是要求对三者均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②他还强调此“三者之要在一心”，得此一心，则“天下之理得矣”。三教之所以一致，也是因为三教同此一心，故曰：“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③这与明代道学家的思想是十分吻合的。
蕅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苏州）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辟佛，后受袾宏著作影响，归依佛教。
24岁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
智旭从宗派上说属于天台宗，但鉴于“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而不愿为天台宗人。他的思想被人以“融会诸宗，归极净土”概括。他自己也说：“若津、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④智旭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对理学抱有感情，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基础：“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由儒、佛的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
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真俗之迹，姑妄拟焉。则儒与老，皆乘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释乃即俗以明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与老主治①《憨山大师塔铬》。
②《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39，《说。学要》。
③同上，卷45《道德经解发题。发明旨趣》。
④《灵峰宗论》卷6之1《序一。刻净土忏序》。
世，而密为出世阶；释主出世，而明为世间祐。“①智旭曾以阅读藏经20年的资料积累为依据，编成《阅藏知津》一书。该书兼具佛经目录和经籍提要的特点，对后世的刻经和阅藏有一定影响。
佛教史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1644年，满洲贵族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替代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从康熙到乾隆期间（1662—1795），内服诸藩，外御殖民者的侵略，疆域东起诸海，西至帕米尔，北自萨彦岭，南到南沙群岛；东南抵台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楚河；东北趄自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南到西藏和克什米尔之拉达克。1840年鸦片战争，清王室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测，前后延续了267年。
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祇的崇拜十分流行，与汉民族对天帝和土地的传统信仰极其相似。金代佛教相当发达，后金受金的影响，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及至统一全国，吸收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禁止文人结社，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内地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但从严控制的政策：对喇嘛教，则主要当作羁魔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
清代僧官取自明代旧制，在京设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人，下设左右善世2人，阐教2人，讲经2人，觉义2人；各府、州、县各设僧纲、僧正、僧会1人，“由该地方官拣选，具结详报督抚，由督抚咨部派劄补授，年终汇报吏部。其钦记由该省布政司给发。”①全国佛教严密地控制在僧官手中；而僧官也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只是执行世俗政权任务的工具。《大清律例》还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
但是，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态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一般认为，世祖在宠妃董氏死后，曾考虑过弃位出家。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录》19卷，并为这些语录撰写序文20余篇。
其《御制总序》称：“朕膺元后父母之任，并非开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唯循周孔之辙。所以御极以来，10年未谈禅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别传，拼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他提倡用“周孔”
思想指导禅学，从而统一佛教。
雍正还撰有《御制拣魔辨异录》，把死去近百年的法藏重新提出作思想①《灵峰宗论》卷5之3《儒释宗传窃议序》。
①《大清会典》卷36，《礼部。僧官道官》。
鞭挞。法藏与圆悟同是明末江南的著名禅僧。圆悟传法26年，言满天下，王公大人皆自远趋风。他以“即事而真”为指导思想，以“棒唱交驰”教授学徒，突出“日应万缘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干其虑”，是禅宗不问是非善恶的翻版。死后，钱谦益为撰《塔铭》。法藏拜圆悟为师，但以直承北宋觉范（惠洪）的《临济宗旨》自居，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从现存的言论看，他主张“但了凡心，别无圣解”，把着衣吃饭、喜笑怒骂都看作是禅的表现；以为“人心”即是“两端”，不参穷富善恶，不可得悟。这类观点与圆悟显然不同。当他作《五宗原》，阐发觉范对禅宗五家分宗的新说时，立即引起圆悟的驳难。由此开展了两家的争论，延续到他们死后的清代初年。法藏的禅思想得到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赞赏。至此，雍正直斥法藏等人“实为空王之乱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