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哲学宗教电子书 > 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 >

第105章

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10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第一节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0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10),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①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思想气质与其诗作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2 2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