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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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榷盐法刘晏还改革了榷盐法，用盐税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东，皆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盐区，坚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营原则，同时又在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只在产盐之乡“因旧监置吏”，负责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对盐商则“纵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在距产盐区较远的江、岭地区，则设置“常平盐”，如盐商不至，则官府把盐减价卖给百姓，结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于是他“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因此，在吴、越、扬、楚州等地“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和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每年得盐税为百余万缗，约等于百余州的赋税收入。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商人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营利，刘晏奏罢诸道对盐船过境，州县收税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盐船所行畅通无阻。同时，又于淮北十三处如扬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刘晏这种“官督民产商销”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盐法代替了过去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每年收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年，竟达到六百万缗，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收入中举足轻重，“天下之赋，①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①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
盐利过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①。刘晏改革榷盐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河北魏博藩帅田承嗣兴兵作乱，吐蕃等也不时侵扰，兵革连年，军费支出庞杂，第五琦始榷盐以助军旅，刘晏代之以后，“法益密，利无遗入”。汴宋都虞候李灵曜北连田承嗣反叛后，河南藩帅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征收赋税，州县税收减少，刘晏却以羡余相补，“人不加调，而所入自如”，人们无不称赞其能。大历末年，每岁赋税收入一千二百万缗，而榷盐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师盐价暴贵，诏令刘晏漕运三万斛盐以济关中，盐船从扬州出发，四十天即迅速运至京师，“人以为神”。改革常平法刘晏对常平法也进行了改革。广德二年（764），他兼领常平使。大历元年（766）他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等地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由刘晏兼领。他利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活跃这一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常平的营利效能。此前，常平业务由各州自办，由于政局的动荡，各州常平营利不多，现改由朝廷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刘晏于诸道设巡院，设专官专理各州常平仓。为便于掌握各地市场行情，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这样四方物价的高低、商品的盈余与短缺，虽极远不过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见钱流地上”。
举贤任能，廉洁奉公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觉得“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其所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①他所任用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选用有能力的人，并能人尽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对于一些权贵豪门如以亲戚相请托，刘晏虽也给予安排闲散职务，俸禄给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满足其要求，“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故刘晏卒后二十余年，掌管国家财赋的大臣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刘晏本人也十分勤奋，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挥动马鞭计算财赋收入情况。每天天刚亮即开始料理事务，夜半方止，“虽休澣不废”。而且处理事务迅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晏虽掌管天下财赋，位高势盛，经手的钱物数不胜数，却为官廉洁，不谋私利。他治家以俭约著称，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常说：“居屋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①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稳便，不务毛色。”①人们无不钦佩他的廉洁简朴。
刘晏理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爱民为先”。他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基础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县雨雪丰歉的情况报告给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饿流散。各知院官见到歉收的迹象，也先将情况上报，某月须蠲免赋税多少，某月须救济多少。到期以后，刘晏不待州县申请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应民之急，未曾失时，不等农民困弊、流亡，即及时赈济，“由是民得安其居，户口蕃息”。刘晏初兼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不过二百万，其末年乃增至三百余万。故史称“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
被诬致死，“天下以为冤”
大历四年（769）三月，刘晏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他明于吏治，有识鉴能力，故“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②。大历十二年（777 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载专横，多纳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也贪赃枉法，遂命刘晏审理。刘晏以元载“居任树党，布于天下，不敢专断”，经奏请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骑常侍萧昕、兵部侍郎袁■、礼部侍郎常衮、谏议大夫杜亚与刘晏同治此案。经过审查，元载与王缙伏罪。在处死元载以后，刘晏认为王缙与元载有主从之别，罪恶轻重不同，欲复奏朝廷，区别处理。遂对李涵等人说：“重刑再复，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复奏？又法有首从，二人同刑，亦宜重取进止。”李涵等依从其议，遂复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缙死罪，贬为栝州刺史，“缙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衮专政，以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担忧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属”。因而妒嫉他，奏称刘晏为“朝廷旧德，宜为百吏师长”，应擢任左仆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实际上剥夺他的实权。代宗以刘晏“使务方理”，又难以找到代替其职务的合适人选，故虽擢任左仆射之后，仍使他兼领使务，知三铨事。
当时，江淮特产茶与柑桔，刘晏常与本道分别入贡，而刘晏所贡往往早于地方州府，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另外，刘晏常馈送四方名士，对一些爱说长论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们议论刘晏有意固宠保位。在大历年间，军国费用皆依赖刘晏，故未曾对此检查。德宗即位后，一些人屡次上言请罢其使职，刘晏也一再推辞，德宗不但不允许，反又加授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马杨炎入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载为宰相时，杨炎为吏部侍郎，因文学才望颇受元载亲重，但与吏部尚书刘晏关系不洽。刘晏奉命治罪元载，杨炎也遭外贬。这时杨炎为当政宰相，衔恨旧怨，并欲为元载报仇。当时传言代宗宠爱独孤妃，又喜爱其子韩王李迥，刘晏曾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尽管并无确凿根据，杨炎却如获至宝，上奏德宗说：“赖祖宗福祐，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幹之辈，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于以伏罪，晏犹领权，臣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对，他说：“此事暧① 《唐语林》卷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救解，当时，虽未对刘晏治罪，但德宗对刘晏遂生嫌隙，终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罢免了其转运、租庸、盐铁等使。二月，又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
刘晏虽已外贬，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与刘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荆南节度使。庾准按照杨炎的意图，诬奏刘晏曾致书朱泚，语言怨望，并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胁迫诏使，阴谋作乱，杨炎还出庭作证。德宗并未详察，遂于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缢杀刘晏。时年六十六岁。过了十九天，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公布其所谓罪恶。家属发配岭南，受株连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时杨炎兼删定使，提议要籍没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对，被迫停止。当时簿录其家财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无辜被杀，天下人都以为冤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为“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请求召还其远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见表未有表示。直到兴元（784）初，德宗才渐渐悔悟，允许归葬。贞元五年（789），德宗还擢任刘晏一子执经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以其父冤死，无所赠谥，请求退还己官，求追命其父，于是才诏赠郑州刺史，又加司徒。
刘晏是中唐时期著名的理财家。时承安、史之乱，经济凋敝，财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财赋以后，革故鼎新，兴利除弊，“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他的“民不加赋，而国丰饶”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管（仲）、萧（何）之亚”，表现了他治理财赋方面的卓越才干。
第二节杨炎才能和缺点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刚入仕途，被任为河西节度掌书记。杨炎的报复心很强，神乌令李太简曾因醉酒侮辱过杨炎，杨炎后借机报复，令人将李太简反绑，用铁棒拷打几乎致死。当时，因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干，才没有处他罪。李光弼奏请杨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