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5-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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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人民”的概念却被加以区分了，在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之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被区分为优先、限制、剥夺等不同的对待。
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并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的“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它与“阶级路线”实在是一脉相承的。北京学生遇罗克因父母是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企业主，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文革”中他撰写《出身论》反驳“血统论”，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决，是最惨烈的一幕。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也已经被摈弃了。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干部子弟学校
出身论和阶级路线政策在剥夺了一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的同时，又对另一部分公民实行“优先”。在新的社会谱系中，尽管工农、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同属“劳动人民”阵营，但从出身论的观点看，他们对政权的重要性并非等同。不平等的权利观念，使得在劳动人民内部，“工农的优先权”逐渐转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权。
这种等级化的教育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为解决中央机关领导子女的养育以及收养烈士遗孤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了保育院，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适当扶持社团托幼机构的政策。“但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蔡迎旗。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诚如研究者言，这种过分对党、政、军干部、特殊人群子女利益倾斜的财政政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教育财政的公平性都有消极影响。
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当时边区即面临普及教育与提高质量的矛盾。1940—1941年，为提高教育质量，追求“正规化”教育，建设了一批资源充足、设施完备、师资良好、具有示范性的“现代学校”，关闭和兼并了众多条件差的学校，导致学校和学生规模大幅减少。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这一政策被指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遭受了批判。
1949年之后，进入城市的领导干部阶层的特殊利益逐渐显现出来。在半军事化、供给制、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下，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经费充裕、设备精良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军区的八一中学、空军机关的育鹰学校、101中学等等。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9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7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从1955年暑假起，北京市所有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从1956年春季起，全国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逐步改为由普通小学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各部门办的干部子女小学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便统一管理。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32~533
该报告称当前干部子女小学存在的主要缺点是特殊化。一是生活待遇优裕，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二是经费开支过大。主要是由于编制大，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造成孩子脱离群众，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且娇生惯养，不爱劳动，不懂礼貌，利少弊多。
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
1。被政治掩盖的公平
20世纪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成为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并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和抗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展要面向农村，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1957年3月，他明确提出：小学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0627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预演，其基本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虽然包括严重的冲击，但仍是一种改革；而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
——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
——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
![45束手无策 作者:[美] 杰克·威廉森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