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作者:刘红林-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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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期及日后的发展方向，自然受到赖和的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赖和文学的根本精神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高擎“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改造国民性、提升“台湾向上”为己任。其奋斗目标，在于唤起台湾民众的自觉，坚持重归祖国怀抱的信念。因此，由赖和开启并引导的台湾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批判殖民体制，追求民族解放的健康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以“弱小民族”对抗殖民强权的台湾文学传统。　
　　举例来说，基于台湾特殊的社会现实反映殖民体制的严苛，尤其是警察政治的罪恶，构成台湾小说最独特的创造。这一叙事主题，经由赖和创建，曾一再为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所表现，直到光复以后，还被不断重复。　
　　日据时期的小说常常有这样的描写，提起“查大人”不亚于“狼来了”，顽皮的孩子会屏声静气，躲进父母的怀抱。这绝非轻松的笑话，“查大人”“补大人”永远是台湾人民心头抹不去的一个噩梦。　
　　陈虚谷的小说《他发财了》嘲弄经常借机榨财的日本巡查，过年、老婆生产、转勤，都是敛财的借口；《放炮》写像蝗虫一样，喜欢带着妻小出门去吃百姓的日本巡查，就是竖起耳朵等着有人家放炮，就可以去大吃大喝一顿。一旦听到炮声却没有人来请他去白吃白喝，一定要找人出气，以至庄民都互相警惕不随便放炮；《无处申冤》日本巡查荒淫好色，霸占民女不碟没成，又企图持戒强奸地保的弟媳。杨守愚的《十字街头》、《颠倒死（？）》、《嫌疑》、《罚》等篇中，都从各种角度刻画了无恶不作的日本警察形象。蔡愁洞的《夺锦标》、《理想乡》，杨逵的《送报伕》、《模范村》，则是更加深入地揭露警察政治虚伪表象下的毫无人性。这方面的作品还有很多，全都指向殖民政权的统治鹰犬——查大人，反映人民被欺压的痛苦。　
　　吴浊流写于1944年的《陈大人》塑造的则是一个台湾候补警察的形象。这位“补大人”寻衅在舅舅屁股上狠踢一脚，嘴里叫骂着，还傲然指头上那顶巡查补的帽子接着说：“我有了这顶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母亲责备他，他竟然说：“他犯违警例。我不是寻常的人，是官，是大人。这顶帽子是日本天皇陛下所赐，有这顶帽子，哪有阿舅，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打，可以抓，我的官职虽小，但我的职权很大，无论高等官，敕任官，一旦有事我就这个绳索绑起来，乡下人全不懂警察的权大，连阿妈你也不晓得。”作者旁白：　
　　陈大人不过是一个巡查补而已，如何又这样了不起呢？因为当时他就是台湾人出身的最高官吏。　
　　比赖和有所发展的是，吴浊流在此不仅描写了“补大人”的六亲不认，还更突出了他的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　
　　光复之后至今，台湾文学仍然继承着这一传统。如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面摊》，就写一个底层家庭（父母和生病的孩子），为了维持生计而艰难地活着，因怕警察取缔赖以为生的“面摊”而心惊肉跳，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不过，警察形象在陈映真笔下得到了新的审视。　
　　台湾文学始终热衷于这一主题，当然主要是由于警察政治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但赖和的开创之功也不能否认。　
　　除此之外，赖和还是在“台湾新文化启蒙时期”，将“现代以前之学艺文化”转变为“现代性学艺文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以其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写实主义的方法，率先倡导写作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因为这种种成就，在他生前，即被文学界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　
　　赖和的创作数量不多，也免不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和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局限性，而且，写实纪实、悲怆热急的使命感可能驱走乃至扼杀了他对历史对现实的一部分诗意感受，而使作品有时不免显得有些粗糙平直。但是这一切仍掩盖不了他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的存在。　　　　
第三节　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赖和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一言以蔽之，他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有血有泪的、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抵抗文学，其矛头指向着帝国主义和腐蚀人性的封建制度，高张为民族、为弱者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旗帜。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永远站在弱者一边，与他们同甘共苦，至死不渝。赖和杰出的文学活动引导了日据时期台湾地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他的不屈不挠的抗议精神、他的写实意识、他的关怀乡土关注民生的文学眼光、他的讽刺技法，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台湾作家，并为台湾文学留下了卓越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可以说是以其生死的“乳汁”和“心血”喂养了台湾的新文学。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当之无愧的“源头活水”，研究台湾新文学，必须自赖和始，方能了解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轨迹，掌握其内涵与精神，也才能够看清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环的事实。　
　　但是，赖和从事创作（包括新文学作品和传统诗）的时候，正是日本人在台湾的统治已经确立并逐渐加强的时代，中国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像赖和这样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家，必然横遭摧残；加上新文学又在草创时期，必须有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当时没有人能够对赖和的创作进行整理、研究，连对他的文学活动的记录都绝少，只一星半点地散见于他去世后的悼念文章里。赖和逝世后，正是日寇实施“皇民化政策”最猖獗的时期，禁用中文，禁止一切不利于根除汉民族意识的言行，对赖和的整理、研究都是不可能的。1945年台湾光复，社会动荡不安，作家文人也面临着从日文到中文的语言转换过程，所以，一直到50年代初，赖和被作为抗日英雄获政府褒扬，并入祀“忠烈祠”，才有纪念赖和的文章出现。谁知，当局听信谗言，视赖和为“前台共分子”，于1958年又将他的灵位逐出了“忠烈祠”。　
　　从5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由于大陆的失败，在台湾实行严厉的反共策略，把与共产党沾边的人和事都彻底地妖魔化，于是，赖和与留在大陆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其名其作都在被禁之列。而大陆作家，毕竟有大陆庞大的读者群和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或关注，其信息尽管不充分不畅通，却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曲折地进入台湾。但是，赖和就不同了，直到1976年9月1日出版的《夏潮》杂志，重刊赖和的作品《不如意的过年》、《前进》、《南国哀歌》，以及梁景峰（德民）的《赖和是谁》一文，赖和才重新在台湾被人提及。此后，介绍赖和的文章陆续出现，如赖和之孙赖恒颜的《我的祖父懒云先生》、叶荣钟的《诗医赖懒云》、林边（林载爵）《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1979年3月，李南衡主编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出版，第一册为《赖和先生全集》。1984年赖和“平反”，重入“忠烈祠”。一直到近期，研究赖和的学者才陆续出现，专著有林瑞明的《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还有论文和文学史一类书中的章节。然而，毕竟隔膜得太久了，赖和已从相当多的人的记忆中抹去了。笔者不久前在台湾接触了一些五十岁左右的作家，他们没人不知道鲁迅、茅盾、郭沫若的，可赖和是谁就不清楚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利用了民众对赖和的这种陌生，肆意曲解赖和，断章取义，制造谎言，把终生热爱祖国、保持中国心的赖和说成是第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为他们分裂国家民族的野心张目。请看：　
　　据林瑞明教授的研究报告，赖和浓重的汉族意识，晚年时已逐渐淡薄，继之而来的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觉悟逐渐形成。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6页。　
　　赖和在政治思想上是主张台湾“独立”的，而其国体则是“台湾民主国”。这是赖和当年的睿见，因为惟有台湾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才能自己当主人，而不再沦为他人的统治。也惟有台湾能变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体，人民才能拥有确实的平等、正义、自由、尊严等生活。所以尊称赖和为新文学之父，还不如说他是台湾民主独立思想之父，也许来得更有时代意义。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2页。　
　　赖和早期所坚持的民族主义逐渐产生变化，虽然在当时未明确地提出台湾归属问题，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作品隐约地掌握到他思考方式的转变。　
　　…………　
　　惟有落实本土，认同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以台湾为本位来思考，才可能找出自己的出路来。本土意识的抬头不仅是赖和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其实也是当时台湾整个社会新思潮的取向。这是为什么30年代初，会有乡土文学论战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赖和会将许多取材自民间的东西纳入文学作品中。施懿琳：《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24页。　
　　这种谎言迷惑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笔者读过台湾一些博士生的论文，大都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或有意附和，甚至走得更远。这是亟待澄清也必须澄清的问题。　
　　例如，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建忠，其博士论文为《书写台湾·台湾书写：赖和的文学与思想研究》，全文充满曲解和误读，不知是作者的理解认知能力不够，还是有意为之。对其批驳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择其中一章略加分析，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此章名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从“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论鲁迅与赖和的思想特质》，两万五千四百多字，引用了不少后殖民理论。其中有几点严重歪曲赖和与鲁迅的地方。　
　　其一是“前言”中的这段话对鲁迅的严重曲解。陈文提到的鲁迅写于1927年的一篇序文，题为《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1926年与台湾青年张我军见面时的情形，当时张我军问道：“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而已集》，1927年4月11日。引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1996年4印，第425页。（案：本文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皆为此版本，并于引文后标明卷数、页数，若非必要不另加注）对这个问题鲁迅当时给出了一个很坦诚的答案，他事后追记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