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列那狐传奇》问世后，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
《玫瑰传奇》也是法国城市文学中一部重要作品，作者是威廉·德·洛利斯（？…1235？），他未把全诗写完就去世了，由若望·德·墨恩（1240？…1305？）续完。这部传奇采用寓意手法，人物除诗人本人外都以概念为名，如爱情、美丽、理智、吝啬、嫉妒等。前半部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爱情、直爽、欢迎等支持他，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玫瑰受到监视，诗人朝夕思念。在后半部，爱情大力帮助诗人，发动文雅、慷慨、直爽、怜悯、大胆等和诗人一起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得到玫瑰。前后两部分的主题思想是对立的。前半部基本上继承了骑士文学的传统，宣扬骑士爱情观点，有一大段谈爱情理论，是模仿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的。后半部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它批判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谴责十三世纪教皇用来蛊惑人心、压制“异端”的游乞僧团，强调要以理智和自然的原则对待爱情和生活。这部作品在中古时期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城市文学作家在抒情诗方面也作出了成绩。法国的吕特勃夫（？…1280）是中古时期第一个优秀的市民抒情诗人。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一生贫病交迫。他的诗歌多半描写自己的穷苦生活。他讽刺僧侣、骑士、法官和城市贵族上层分子，揭露托钵求乞的游乞僧是腰缠万贯的富家翁，指出罗马教廷是黑暗腐化的地方：
谁带着钱来罗马，
谁就获得僧禄。
中古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弗朗索瓦·维庸（1431…1480？），他在巴黎下层社会中长大，生活放荡不羁，盗窃财物，经常和法院警卒作对，先后遭到监禁和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浪诗人，写过两部诗集：《小遗嘱集》（1456？）和《大遗嘱集》（1461）。他大胆暴露内心的复杂感情，甚至包括卑鄙的感情。他有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以半严肃半诙谐的口吻写他的“遗嘱”。他抱着焦虑恐惧的心情，面对死亡的威胁，写他的有名的《绞刑犯的谣曲》，表示他对生命的留恋。他看出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但他指出有钱有势的人最后总是和贫贱的人一样，免不了一死。在《往日贵妇的谣曲》里，他说历史上有过不少美人，多少人拜倒在她们脚下，结果还不是香消玉殒，长埋地下？他写道：“去年的雪如今安在？”同样，在《往日王爷的谣曲》里，他写道，历史上有过不少帝王英雄，受人尊敬崇拜，现在还不是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
维庸诗集中的谣曲写得特别精彩，饶有民间诗歌的风味。他的两部诗集反映出十五世纪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
这一时期农民运动在文学上也有所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1332？…1400？）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是英国农民运动的直接产物，当时流传颇广。诗的第一部分，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梦境和众多的寓意形象（如“七大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教会和僧侣的种种罪恶。在他所梦见的农民皮尔斯这一形象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肯定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提倡平等。第二部分写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多是经院式的辩论，形象性不强。这部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在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提出改革要求，起过进步作用。当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寄希望于封建国王，并且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在作品的最后，作者幻想人们团结在统一的教会的旗帜下，向罪恶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谈到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农民平等思想时，曾提及兰格伦的《农夫皮尔斯》，并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对比一下”，从而指出了这部长诗的基本倾向。
中古后期，谣曲盛行于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如北欧各国、冰岛、英国、苏格兰以及南欧的西班牙，其中以英国的一组谣曲《罗宾汉谣曲》（保存了约40首）成就较大。罗宾汉出身自由农，据说生活在十二世纪，他不堪封建压迫，逃往绿林，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和一些同样受封建主压迫的农民、手工艺人结伙，出没绿林、城镇，专门抢劫财主和大僧侣，帮助受欺凌的穷人，并和追捕他们的官吏、地主、僧侣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射得一手好箭，非常勇敢、机智、豪迈，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他虽然不愿给国王服务，并捕食树林中属于国王的鹿，但他并不把国王当成敌人。谣曲的艺术特点是故事性强，往往出现意外的情节，对话很多，富于抒情性。罗宾汉谣曲在十四、五世纪流传很广，在文艺复兴时和十九世纪还经常为作家所采用。类似罗宾汉的传说许多国家都有，如挪威的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的神箭手威廉·退尔，都反映了农民的抗暴斗争。谣曲这一诗歌形式直到现在仍然在一些国家流行。
中古时期，戏剧这一领域长期被教会占据着。宗教戏剧有两种：奇迹剧和神秘剧。其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者的传说，充满宗教色彩，是宣传迷信的工具。十三世纪，市民思想打进宗教戏剧，有的作家把日常生活写进他们的奇迹剧，但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仍很浓厚。真正的世俗戏剧到十四世纪才出现。这时候，市民要求有自己的娱乐，组织自己的剧团。戏剧活动在欧洲各城市中都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法国最为突出。巴黎有两个重要剧团：法院书记剧团和傻子剧团。他们编写的剧本，有道德剧、傻子剧和笑剧三种体裁。
道德剧通过寓意的手法，宣扬宗教道德或世俗道德。
傻子剧用人物装疯作傻来表示市民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不满情绪，讽刺性较强。彼埃尔·格兰高尔（1475？…1538？）的《傻王的把戏》（1512）中的傻王影射法王路易十二，傻娘是教会，教皇被称作“顽固人”。
笑剧比道德剧和傻子剧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笑剧人物一般是市民，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态度。从中古时期保留下来的笑剧中最优秀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1470），写一个骗上加骗的故事。布商想骗律师，受骗的却是他自己。律师替羊倌出谋，骗过了法官和他的主雇——布商，羊倌却又骗了律师，赖了他的律师费。在这部以欺骗为主题的剧本里，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骗术高超的那一面，他把机智和狡诈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和《列那狐传奇》及韵文故事等同样说明着，市民在和封建贵族斗争中一开始是依靠机智来取胜的，同时也很好地证明，资产阶级文学是以骗子人物开始的。《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说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性，但按照职业身分来描绘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在这方面有一定成就。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作家采用它的情节编写喜剧。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C）中国作家协会版权所有
E…mail：master@chinawriter TEL：010…64208453
第四节 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和意大利诗人但丁
中古欧洲的城市文学反映了市民的要求，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他们在作品中常常以机智战胜残暴愚蠢的封建主，对自己的胜利抱乐观态度，表现得很有信心。而市民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又使城市文学具有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城市文学的这些新的特点，使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前驱。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还不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远远不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他们还不可能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较为发展、政治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这一阶层才得以初步形成带有自觉性的阶级意识，茁发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出了一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作家。这些作家重视现世生活，肯定个人地位，或多或少地具有近代的民族意识。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城市文学的现实主义因素，但比起城市文学来，不仅反映的现实面更为广阔，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讽刺已不是斗智、嘲笑，而是更能打中封建主和教会的要害。他们提高了俗语，使之更加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摆脱封建意识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艺术上也常常未能完全超出中古文学表现方法的范围。欧洲各国由于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这一类介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出现也先后参差不齐。他们当中有的带着更多的中古文学的特点，如维庸；有的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彼特拉克、乔叟。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但丁。恩格斯把他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属于圭尔弗党的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的文学创作属“温柔的新体”诗派。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里齐，他写过一系列抒情诗。在这些诗里，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贝雅特里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她死后，但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名为《新生》（1292？）。但丁对贝雅特里齐的爱是精神上的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除了《神曲》以外，《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境界。
但丁好学深思，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曾参加政治活动，1300年当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于1302年被放逐，至死没有重返故乡。
政治生活使但丁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放逐期间，他坚强不屈；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
放逐初期，但丁写过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撰写的《帝制论》（1310？）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