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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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莎士比亚所写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作者的理想。作者把他们放在尖锐斗争的中心，正面主人公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力量最后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悲剧的矛盾也往往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的斗争。人物性格更具发展的特点，它是在和外界斗争与内心斗争中随着复杂剧情的进展而揭示出来的。情节的安排、悲剧气氛的渲染、语言风格的变化，都和主题紧密配合。
这一时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喜剧的性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2？）、《终成眷属》（1603？）和《一报还一报》（1603？）虽仍以爱情为主题，但爱情上笼罩了一层背弃或罪恶的阴影。
《哈姆莱特》（1601）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作品之一。哈姆莱特的故事，最早见于十二世纪末一部丹麦史，十六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以复仇为主题，极为流行，但已失传。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悲剧改编的。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维登堡大学读书。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毒死老哈姆莱特，篡夺了王位，并娶了嫂嫂。哈姆莱特回国以后，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致死的原因，他遵照鬼魂嘱咐，决定复仇。同时国王开始怀疑哈姆莱特，在大臣波洛涅斯的建议下，利用大臣自己的女儿、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又指使哈姆莱特的两个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去试探他，都被他识破。哈姆莱特利用一个剧团到宫廷演戏的机会，证实了鬼魂的话，决心行动。他说服母亲疏远国王，并把波洛涅斯错当国王杀死。国王派哈姆莱特和两个同学赍诏书去英国索讨贡赋，想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发现阴谋，中途矫诏，折回丹麦。这时奥菲利娅因为父亲被情人杀死，疯癫自尽。国王乘机挑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设法用毒剑刺死哈姆莱特。在最后一场比剑中，哈姆莱特、国王、王后、雷欧提斯同归于尽。
哈姆莱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同时作者也在这形象里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对于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的性格是快乐的。他是个王子，为人民所爱戴，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他对待下属和朋友没有架子，能欣赏别人的美德和才干。他痛恨一切虚伪和罪恶，在体力上也十分勇敢英武。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是敏感，易于冲动，喜欢思考。
在他和黑暗现实的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性格也随着发展。在他心目中，老哈姆莱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父死母嫁使他的理想初次遭到幻灭。由于他坚信理想，他的失望也是沉重的，以至希望“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能融解并化成一滴露水”才好。由于不理解理想何以会幻灭，他就变得十分忧郁。鬼魂出现后，他找到罪恶的制造者，并立意复仇。但他立刻把个别和普遍现象联系起来，看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丹麦 全世界都是一座监狱。他的维护理想、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使他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又感到力不胜任，诅咒命运。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任务的艰巨使他迟迟不能行动。他安排了戏中戏，证实了鬼魂的话；周围许多事情都给他刺激，如剧中剧的演员因为剧情的悲惨而感动，福丁布拉斯士兵为争夺弹丸之地而视死如归；鬼魂再度出现敦促地复仇；甚至敌人也行动起来，布置了借刀杀人的阴谋。但哈姆莱特仍然一再延宕。他顾虑重重，“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对后果”这一从未发现的国土”不摸底。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来，任何命运女神把他当一管箫，吹出她愿吹的调子。这种行动带有极大偶然性。哈姆莱特临死自知任务并未完成，要求同学霍拉旭活下去，把他的事迹告诉后人。
哈姆莱特的性格和性格的变化以及悲剧的结局，最深刻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致命弱点。作为人文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具有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他看到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矛盾，也看到和痛恨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并且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勇于反对。他对于这种状况最终会得到改变抱有信心。但他的理想是抽象的，在冷酷的、充满罪恶的社会面前是没有力量的。他把社会斗争归结为抽象的善恶好坏的道德问题，在消灭罪恶、实现理想的途径问题上，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尽管他为人民所爱戴，尽管人民已经起来反抗暴君，他也只想用个人力量来消灭“压迫者的虐待”等恶迹。他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思考多于行动。他的理想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不愿也不能放弃，因而造成不可解决的内心矛盾和悲剧结局。
哈姆莱特在悲剧中的主要对手是克劳狄斯，克劳狄斯身上集中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恶德：荒淫、阴险、狠毒，而表面上则殷勤微笑。在他周围聚集着波洛涅斯、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奥斯里克等朝臣，他们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其中波洛涅斯形象最为突出，他世故，自满，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事事插手。这些人物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宫廷或统治集团的典型环境。天真的奥菲利娅和缺乏辨别力的皇后，都由于性格不坚强，在这环境里只能被利用而成为牺牲品。主人公的挚友和同学霍拉旭在宫廷里是客人，是悲剧的见证人。他和主人公一样有修养，有学问，不轻信，他站在正义一边，但没有哈姆莱特的思想深度，激情和壮志。他和哈姆莱特形成一定的对照，也是哈姆莱特的唯一支持者。
悲剧的冲击从一开始就极为尖锐，随着剧情的展开，双方的斗争一步紧逼一步，直到终局。情节丰富；背景同剧情配合，具有特色。守卫城堡暗示出整个丹麦外敌临境，动荡不安。御前会议、幕后密谋、大臣的家庭关系、人民起义、葬礼、比剑等，特别是民间剧团到宫廷演出，都有强烈的时代和民族特点。鬼魂的出现是原剧所有，当时观众相信有鬼，莎士比亚用此引起观众同情，渲染悲剧气氛。波洛涅斯训子一场、埋葬奥菲利娅时掘墓一场提供了喜剧性的对照。在主人公和演员的对话中，莎士比亚发表自己对文学、戏剧的观点，对当时剧团的表演也表示了意见。
莎士比亚之前以及其后，英国舞台上“复仇剧”风靡一时，《哈姆莱特》也是已经有人写过的一出“复仇剧”。这些“复仇剧”往往只限于写个人仇隙，渲染恐怖，以其刺激性吸引观众。莎士比亚善于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加以改造，赋予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莎士比亚的人物的语言总是随性格不同而变化。在刻画哈姆莱特时，他多次运用独白，有时用诗体，有时用散文，语言有时急促，有时隐晦，有时粗俚，有效地烘托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内心矛盾和感情变化，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富有个性的形象。
《奥瑟罗》（1604）是根据十六世纪后半期意大利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把一个普通爱情悲剧故事变换成一出人文主义理想幻灭的悲剧。
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瑟罗和威尼斯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结婚遭到元老反对，诉诸威尼斯公爵。公爵正要派奥瑟罗去领地塞浦路斯岛抵御入侵的土耳其人，不加追究。奥瑟罗手下旗官伊阿古由于奥瑟罗把副将职位给了凯西奥而怀恨在心，到了岛上诬称凯西奥和苔丝锹蒙娜有私情，引起奥瑟罗的嫉妒，把妻子扼杀。后来奥瑟罗发现真相自杀。伊阿古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奥瑟罗本来是文艺复兴时期靠军功发迹的冒险家，但莎士比亚赋予他坦率、天真、单纯、正直的品质。他相信人，不轻易怀疑。他疾恶如仇，在杀死苔丝狄蒙娜之后，当人们惋惜他从一个好人堕落成杀人凶手时，他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凶手，我干的事不是出于私恨，完全是出于荣誉的观念”。
伊阿古则是利己主义的化身，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不顾一切道德约束，看准奥瑟罗的弱点，伪装诚实，而暗中运用造谣中伤、搬弄是非、无中生有等手段，来陷害无辜，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人物。
通过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莎士比亚所要表明的就是人文主义者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关系，在残酷无情、不讲信义的现实面前遭到彻底失败的悲剧。
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是同类相求而引为知己，他们的爱情也被描写成建筑在“真诚”之上的爱情，它冲破了等级观念，甚至无视种族的歧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典范。伊阿古的挑唆引起奥瑟罗的嫉妒，而奥瑟罗是“不大容易嫉妒的，但一旦被人煽动，就会糊涂到极点”。奥瑟罗的嫉妒虽然产生于私有观念，男女之间并非真正平等，但在莎士比亚笔下，嫉妒只是杀妻的一个次要原因，真实原因则是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这一人文主义者所信奉的原则。
李尔王的故事在十六世纪英国历史著作和诗歌中已经流行，又被编成剧本于1594年上演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1605）是在这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它叙述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年老，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言过其实地表白对父亲的爱，得到国土，三女考狄利亚率直，反而激怒李尔，被剥夺份地，远嫁给法国国王。长次女和她们的丈夫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残忍把李尔王逼疯。在狂风暴雨之夜，他冲出女儿的宫廷，奔向原野和无情的风雨之中。考狄利娅闻讯，兴兵讨伐，但她和李尔都被俘虏，考狄利娅被缢死，李尔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
与此平行的情节是大臣葛罗斯特听信私生子的谗言，放逐了儿子，自己因为反对李尔长次女的不义被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