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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炻页晌钪娴闹行模鹑耸呛苣衙魅防斫馄渲械恼嬲庖宓摹＠疾ǖ拇醋骰疃挥腥辏�1870…1873），在他最后十八年的岁月中，他在海外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后来得了重病才回到法国，死在医院里。
斯特法纳·马拉美（1842…1898）从1875年开始写《爱罗第亚德》和《一个田神的午睡》起，他的诗就晦涩难懂，严重地脱离现实。马拉美力图通过互不联系的奇特的意象和诗句的音乐性来暗示事物存在的感觉，亦即“事物的纯净状态”。这种“纯净状态”，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抽象空洞的感觉。
马拉美在1897年作的《掷骰子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一诗，完全按乐谱的格式来排写；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篇页是长方形的；留下大量空白，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马拉美用空白来解决诗歌创作上的矛盾，这可说是象征主义把诗歌引向绝路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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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欧文学和易卜生、尼克索
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封建关系在十二到十三世纪才逐渐形成。在十六、十七世纪，各国虽然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十九世纪初，北欧的海上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开展，造船等工业也跟着兴起，落后的经济才开始活跃起来。
十八世纪末，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北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曾经得到一些民主权利，但在“神圣同盟”建立以后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很少表现出革命性，它们惧怕国内农民运动，采取了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立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丹麦、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先后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历史上，丹麦和瑞典比较强盛，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控制挪威、冰岛和芬兰。这三国独立后，北欧所有国家之间的联系仍相当密切，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相近，文化上具有共同的传统，近代又有共同的文学运动。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稍异于西欧的独特的区域。
十九世纪北欧文学的主要潮流，前半世纪是浪漫主义，后半世纪是批判现实主义，在最后十年里，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
十九世纪初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因各自的社会政治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倾向。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有联系。挪威从十五世纪起就是丹麦的藩属，1814年摆脱丹麦统治以后，又被迫和瑞典封建主结成同盟。在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挪威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挪威的浪漫派作家多数出身于农民，他们抛弃了官方和文学界长期使用的丹麦语，改用本国民间语言写作，对现代挪威语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积极整理并研究民族历史和民间文学，编写历史剧，以恢复民族文化，唤起爱国主义思想，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易卜生的早期创作活动就是属于这个运动的。在丹麦和瑞典，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则是代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牧师和大学教师，这些人主要接受西欧浪漫派的消极影响，他们虽然在整理和传播北欧古代文化方面有一些功绩，但逃避现实，沉湎于古代，经常以梦幻的形式描写宇宙的奥秘、爱情和古代传奇，被称为“复古的浪漫派”。
在十九世纪的丹麦，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是安徒生。
汉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的父亲是穷苦的鞋南斯拉夫，母亲是洗衣女工，他自己长期遭受贫困的折磨，在1827年开始文学活动以后，又屡屡受到社会上层的打击和嘲笑。他写过诗歌、小说和戏剧，以童话最为成功。从1835年发表第一集童话起，生前一共发表了156篇童话和故事。他是十九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家。
安徒生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处于下层，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有切身的感受。他赞美穷人的“善良”品德，对他们的贫困、羞辱、不幸和死亡感到深切的悲伤。《卖火柴的女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穷孩子在风雪之夜流落黑暗的街头。富裕的人家正在欢度除夕，她却只能靠点燃火柴取暖。火柴的微光带来种种快乐的幻象，在幻象中她看到了丰盛的筵席、人们欢度圣诞节的情景，但每当她向幻象接近的时候，它们立即消逝了。最后，她在对老祖母的回忆中冻死街头。
穷苦人民的遭遇在《她是一个废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特》等童话中表现得更为凄凉，他们抱着幸福的愿望，一生辛苦，却遭到悲惨的结局。
另一方面，安徒生也在许多童话中描写统治阶级的邪恶。《皇帝的新衣》写一个穷奢极侈、爱好虚荣的皇帝。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每天换一套新衣，结果被两个骗子捉弄，穿上实际并不存在的“新衣”参加游行典礼，群臣阿谀地赞美他，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指出他是赤身露体的。《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等童话，揭露了压迫阶级的庸俗和娇气。
安徒生的作品富于同情心。但是，他以感伤的眼光看待世界，充满了自我怜悯的情绪。他只看到劳动群众的不幸，看不见他们所蕴藏的力量；他满腔悲苦，却缺乏追求解放的坚忍刚毅的斗争精神。童话《丑小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思想倾向上的许多特征。一只奇异的小鸭因为容貌丑陋而受尽凌辱和折磨，长大后却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这个故事以富有诗意的想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徒生认为备受歧视的穷人像这只丑小鸭一样具有高贵的品质。但这只小鸭在长大以前只是顾影自怜，逆来顺受，长成天鹅以后也只是驯良地供人观赏，并不飞入蓝天，追求真正的解放。安徒生笔下的“善良”，事实上是基督教的忍耐和顺从。他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钟声》等作品中希望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在上帝的感召下携起手来。他对统治阶级也只能作出一般的、温和的揭露和讽刺，甚至幻想唤起他们对于“真”、“善”、“美”的热爱，变成“善良”的人。
十九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资产阶级先后参政。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企图向外扩张领土。1864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丹麦战败，失去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北欧出现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兑斯。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西欧的文学成就，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集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6卷，1871…1888）。
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比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但思想上薄弱，缺乏变革的要求；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丹麦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的束缚，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
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他虽然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丹麦的雅科布森（1847…1885），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1832…1910）、加尔伯利（1851…1924）、李（1833…1908）和基兰德（1849…1906）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因循守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提倡独立思考。但是，这些作家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分化，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这个时期，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对文学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梭伦·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人因为生活的挫折和死亡的结局而永远处于绝望之中；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也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任何科学都不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他反对执着于世俗世界的生活态度，既反对声色名利或道德伦理，又反对信奉科学，追求知识和理性。他提出存在主义的价值标准，强调充分认识人的绝望的生命条件，以荒谬的态度对抗荒谬而充满敌意的世界，选择痛苦的激情的生活，从而使绝望转化为幸福，把自己奉献给人所同样不能感知的上帝。同时，基尔克郭尔德又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基尔克郭尔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夸大成为人类永恒的生存条件，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和通过革命变革取得更大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存在主义也绝不是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则，它事实上浸透了冷酷而不负责任的唯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五、六十年代，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7）、《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戏剧。这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复活了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麦，使易卜生感到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自此以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1866和1867年发表的诗剧《布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他借助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模糊的“向高处去”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