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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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控方辛酸的总结
1946年3月18日“双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开审时，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开场白里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辛酸的总结：
“要准确地形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径不可。这些行径使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调可以归纳为：无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从一开始到结束，恐怖无处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骇人程度始终不稍减。我在诸多证据中搜寻，用心地搜寻，但求能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那么一丁点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兽行，至少把它化为一场悲剧。最终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
注：
①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当局在1943年5月设立的制度。当时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军训，提供军服与住宿。受训后，他们在军中做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毁之后，日本宪兵队怀疑关在樟宜俘虏营里的平民策划了这次行动，就突击搜查监狱，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妇女。他们被严刑逼供，到1944年5月侥幸活着的人才获释。由于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0月10日进行的，所以称为“双十事件”。
第八章 战后谱恋曲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的士兵欢呼三声。
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