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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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交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学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有的。
注：
①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马来属邦（Unfederat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邦。
第四章 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