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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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