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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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凡此所言皆古所谓名理。马氏曰：“自感为体，感人为用。”——大致自宋以后，学林好言体用。窃疑自感感人（句法同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同一感也，仅有人我之别，疑于体用不分。虽然，此在创作过程上立心理为体，以同此心理达乎共鸣或欣赏效果为用，立论固然高卓。但于体似尚未穷源。而又不限于诗。于文何不然耶？读古文者，多从韩昌黎入门，如其“祭十二郎文”，自感可谓至矣，感人可谓深矣。可得谓之诗乎？他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比比皆是。
且有外乎此者，如音乐。岂非自感感人耶？又如造形艺术，郑侠绘“流民图”，自感感人，皆可谓深矣，岂可谓之诗耶？
而又有使读者滋惑者。请问曰：“斯谓能史矣”，遂可谓能诗乎？“斯谓能玄矣”，遂可谓能诗乎？曰“兼之者圣”，其圣之诗者耶？其诗之圣者耶？将以诗而入圣耶？抑将先圣而后诗也？……凡此皆大有可议者。
九
愚意不论今古，诗当属于文学。孔门四科，子游子夏以文学称，文学本自别立。文学中一大国，不宜归并入玄或入史，亦不宜分析其为玄或为史。天下之学，正不必以玄与史而判分，必欲分之，亦可容文学鼎立。孔子未尝自居为玄圣，佛陀未尝乞食于史林。马氏兼之或未兼，要之乃深于诗者。
十
《蠲戏斋诗编年集》，甲申下集（一九四四），起七月讫十二月，有五言古诗四首。编在末简，题曰：“诗人四德”，并有序云：予尝观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乎德焉。因草是篇；以俟后之君子，推而广之。
此本于古说，曰“诗言志”。就古诗之内容，分为四端。谓其志之所之，不出此四者。然窃恐四者摄之不能尽也。即以古体诗而论，尚有思亲，述祖德，颂圣，讽谏，箴规，责躬，从军，游猎，游仙……以及佛入中国后之赞佛，说理等。如道士之青词，佛门之倡语，皆属后起。或者不当入诗之列，然亦其“志”也。则皆出乎此四者之外。
窃意诗道广大，实摄人生之全。起源实与文字同古，甚且可假定声诗（歌谣）古于文字。诗人之志，亦无所不之。马氏此一类分，实不免使人有“以大海纳于牛迹”之感。——观马氏集中，内容极为丰富。亦有偈语，则以偈归入“诗”类。
凡木
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古训。但是，近年来，素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美德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因“功利主义化”而丧失了“革命性”。面对这一社会变化，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恨铁不成钢而着急上火。然而，民众却似乎冥顽不化，依然麻木不仁。
民众在趋于政治的“冷漠化”，这是一个事实。有人说，那是一种社会的堕落、精神的颓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绝望”后的无可奈何；还有人说，那是一种暂时的“沉默”。也许，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实则是一种再生的希望，是一种发展的正道。
打从现代政治学发明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这个词汇以来，民众的政治参与就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与传统政治相比照，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人们在理解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把它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误解：以为民主化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参与。在这点上，看起来出自不同思想营垒的人们最终找到了共同点：被称为“保守派”的人士常常拿“低参与率”讥讽别人的“虚假”；而被称为“激进派”的人士则往往致力于启迪民意，期望通过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以达成参与最大化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一个在于“否定”，一个在于“肯定”；一个在于“批判”，一个在于“建设”；一个指向别人，一个反及自身。
无论如何，这种所谓“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不同，不过是“参与民主主义”（Participatory Democracy）框架下的黑白之争。要知道，参与民主毕竟不是唯一的思想框架，也不是民主化的唯一标准。
对人类思想文化历史稍作了解便可知道，在这种“积极自由”的观念——“参与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条更赋生命力的思想渊流，或许它能把我们引向一片思维的开阔地带。
自由主义有过这样一个政治信条，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所受政治影响最小，因而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政治所需关心最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不大过问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两层涵义：（1）政治只被规缩于一个很小的角落，它的运作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干甚少，即使相干，也影响不大；（2）政治运作良好，用不着百姓过度操心。自由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极少数人捣鼓政治机器，绝大多数人过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常态。
事实上，参与热情的高度增长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历史的事实一再向我们展示，政治的狂热和民众对参与的过分热衷只是政治不良的结果。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力高居于社会之上，像一张无形巨网，罩住了整个社会，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从而使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使政治领袖成为决定百姓命运的关键性人物。政治的“全能性”以及对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报有过高的期望，使民众不得不以高度的热情去关注和投身于政治过程。当他们受到政治强权的胁迫，或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几乎无处逃匿，也无法自我保护；唯一可能的回应，不是“沉默”中的“死亡”，就是“沉默”中的“暴发”。在政治激情的骤然而剧烈的“暴发”中，他们又往往簇拥在“英明领袖”之下，昂首阔步地步入下一轮循环。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为打破这种循环提供了便利。它为普通百姓排开了一块儿自由生活的空间，使他们不必再热切而期盼地关注政治生活。这实在是一桩大好事！
对老百姓生活其中的“市民社会”所加干预越少的政治，就该是老百姓享有越多自由的政治，因而，也就是越好的政治。自由主义向我们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既和谐又紧张”的关系之中。作为“紧张”的一面，二者“此起彼伏”、“你强我弱”。自由的社会生活将为国家的强权筑起一道坚固永久的防线，这道防线不再靠得是空谷回荡的“声音”和激烈“暴发”的悲壮，而是自由力量的“柔韧”和“刚强”。
民众的冷漠，表明他们已经成熟，不再容易受别人的扇动和鼓惑。民众的冷漠，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支点，开始为自己而活着，而不再是为别人。民众的冷漠，说明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在从社会领域逐步地退出，普通百姓开始拥有了自由的天地。
鲁迅先生说过不少关于“沉默”的话。今日的“冷漠化”似乎像是“沉默”，实则不然。因为民众不是在“冷漠化”中走向鲁迅先生所说的任何一种结果，而是在找寻第三条路径——自生，自强，自由，自立。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于马德里
抒臆集
燕继荣
辞书呼唤规范
近年来我国辞书界怪事层出不穷，歪风越刮越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害。这个公害的产生和蔓延，既有个人的原因，更有社会的根源；就后者而言，其主要症结在于规范残缺不全，或虽有规范而缺乏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以致规范被肆意践踏，弃若敝屣。人无规范不立，事无规范不成。要整顿辞书界的秩序，恐怕还得从抓规范做起。
辞书是一种规范性的出版物，许多读者视之为标准书，不说话的老师。因此，辞书的编纂要依规范，不能随心所欲。一九九○年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曾计划制订《汉语辞书编纂的基本规定》，打算在一九九二年完成。这个项目反映了辞书编纂规范化的需要，他们的壮志是值得尊敬的。可惜，至今没有看到这个规范问世。虽然如此，约定俗成的规范早就有了。比方说，词目作为词典注释的对象，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严肃的词典编纂者和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词、固定词组和定型化的短句，不应该是自由词组和一般句子。无论是《辞海》还是《辞源》，也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汉语大词典》，全都是这么处理的。这种处理方法符合词典的特性，符合读者的需要，符合词典编纂的规律。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词典被视为摇钱树、聚宝盆，为了牟利发财，阿猫阿狗都来编词典。他们根本不知道编词典是怎么一回事，胡搞一通。
在王同亿主编的词典中，完全把规范置之度外，随便什么东西都成了词目。“接二连三地逛酒吧间”呀，“混在一起寻欢作乐”呀，“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呀，“使现出有液体溅过的样子”呀，“发出雷鸣似的回响”呀，“对某一信条、意见或作法固执地和盲目地依附的”呀，“刺女巫嫌疑犯的人”呀，“健康的脓”呀，“垫高小猪”呀，“容被赶小雄海狗”呀，“拉老婆舌头者”呀，诸如此类，数以万计！还有什么“请勿践踏草地”、“禁止通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之类告示性的一般句子和“天啊”、“天哟”、“好哇”、“好咧”、“好极了”之类的感叹句也都成了词目。更绝的是，居然从抄来的例句中摘出若干文字充当词目，如从“女招待员即将记取你叫的饭菜”中摘出“叫的饭菜”，从“由乘火车改为乘公共汽车”中摘出“改为乘”，从“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爵爷”中摘出“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一卷中有很多地方使人发笑”中摘出“使…发”，等等。别人编词典，是先有词目，然后有注释和例句；王同亿则相反，是先有抄来的例句，然后从中摘出“词目”。这些所谓“词目”，只是几个汉字的杂凑，既不是词，又不是词组，也不是句子，什么语言单位也不是，什么意义也没有，怎么能充当词目？这样的“词目”，有谁需要查？怎么可能去查？
如果说约定俗成的辞书编纂规范缺乏权威性，没有约束力，那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等项原则，可都是上了宪法的最权威的规范，具有最大的约束力，理应坚决遵照执行。但辞书的出版商又是怎么对待的呢？还举王同亿主编的词典中为例。在这里，释“反革命”为“反对前次革命的革命”（“反革命”居然成为“革命”），释“知识分子”为“致力于空洞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