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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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廉政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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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警卫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日，十余万武汉民众在“武昌首义遗址”附近，以浩大的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数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五分军事，五分政治。”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了蒋介石的演讲。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五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将折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月的酷热中，30多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其中包括5个力行社成员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任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几百名军官。
这几百名军官，大多是刚刚结业的“自新训育班”学员。他们在另一力行社员、湖北保安处长阮齐的几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土豪武装“三枪会”的拥簇下，沿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一小股士兵。接着，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光、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月5日，《扫荡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它也像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从旧报堆里找到了这则消息。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廉政风暴”的先声。
这个“廉政风暴”在当时的影响，足以和1948年蒋经国主导的上海“打老虎”风暴相提并论。富有意味的是，主导这个“廉政风暴”的，是后来被许多人乃至蒋介石质疑为“墨吏”、“贪污犯”的邓文仪。
在“四大金刚”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72年，他曾简短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道中衰”。
其实也不是“小业主”、“小买卖”这样简单。邓文仪的父亲，是一个粗通文墨、熟悉乡村掌故，然而毕生不得志的流民。他多少缺乏单纯农夫的忍辱负重、克己尽责。从12岁起，邓文仪就要“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大部分学费”。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时的艰辛与温暖，这样的“苦寒行”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自筹学费”使邓文仪一生极重友谊，特别是资助过他的同学与亲友；也使他早早摆脱小家小户的藩篱，放眼社会大天地。“中学快毕业时，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他无法让自己进入普通、卑琐的家庭生活，于是断然拒绝，并离家出走至黄埔。
在黄埔平等、不问出身的广阔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到力行社成立前后，他已经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了。林培琛曾谈到，“（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审核推荐”。
从进入黄埔开始，不过8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执掌了如此重权，确实令人眩目。但也在此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开始浮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作风严谨、口风极密，这是“蔫”。同时，对自己效忠、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甚至可以忍辱负重。但他“排外性”极强，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经常不留情面，丝毫没有客套敷衍、应酬往来，这是“辣椒”。
性格即命运。在纷纭的大时代，在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风格，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争议纷纭，毁多于誉，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蓝衣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岁的年龄，他“蔫辣椒”的本能，那带些莽撞、有点粗鲁的方刚血气，以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形貌，使他在“廉政风暴”中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
40年后的一个夜晚，在台北的一处公馆，经过“三起三落”、已经从政工局长位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娓娓讲述当年自己主导的“廉政风暴”。他似乎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在烈日和污浊中的闷热武汉。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多吹’（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
又哪里是“三多”这么简单？在30年代初的末世里，武汉这个伟大的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居着400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中心，最大的水陆码头，已经深深陷进了腐败堕落的沼泽。腐败不仅限于官场，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病，集大成式地汇合在自己的身上，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遍身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作为水陆码头，自晚清以来，上海、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改革。在50年的开埠之后，上海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些畸形的繁荣。而以新式陆军、兵工厂、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陷入了蒙昧、野蛮的深渊。“首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沿长江东下、从大西南汇聚于此的，是大量的鸦片。“云土”、“贵土”乃至由印度、缅甸辗转漂流而来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
随鸦片而来的，是大批流民。以流民为社会基础，“青红帮”等黑社会组织在这里泛滥成灾。以贿赂、收买，甚至“招安”的方式，“青红帮”的大头目迅速成为各级警察机构的头子。他们藏污纳垢，将原流氓、盗贼、横行市井的粗坯招进警队，按照各自在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授予警衔。警察机构完全成为黑帮的附庸，警匪一家，鹰鼠一窝。几年间，帮会之间的坐地分赃，成为武汉政治生活的最大事务。帮会的火并结果，成为武汉社会生活的风向标。武汉在沦落。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一边是卖儿救穷，砍头示众，污水横溢，另一边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横行三镇。武汉的人口贩卖市场、鸦片交易市场，是完全公开的；而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当时报刊发行总量，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这就是1932年6、7月间，邓文仪连同他的“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这就是腾杰、贺衷寒、康泽这群蓝衣社领袖痛心疾首的中国之缩影。
“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
这是蒋介石当年7月5日的日记。曹、曾两人，正是武汉的警备头脑。一句简单的“令邓接收各方报告”，邓文仪轻易接管了武汉的生活秩序。
接着，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在《回忆录》里也谈到此事：
“某日，委员长……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兼办‘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这个蔡孟坚是CC系的大将，曾伪装成商人潜入洪湖，并与贺龙会面，是当时盛传一时的“蔡大胆”。但他在武汉腐败面前却束手无策，于是其倒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几天后，“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
把蔡孟坚骂得面如土色后，蒋介石给了邓文仪一项指令：组建负责反腐败调查、“社会风气整饬”的机构——第三科。第三科以原军委会“调查科”为班底组成，其基本干部不变，邓文仪为科长，与邓文仪交往极密的邱开基为副科长。下设五组，共辖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1000余人。
第三科兼有特务机关、社会局、警察局三大权限。一开始，这是一个精悍的，然而在武汉面前多少还貌似单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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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红帮有关，实为罪恶之首……”40年后，谈到武汉土豪时，邓文仪仍然一脸激愤与轻蔑。正是渔船停泊港湾的季节，台风一阵阵地刮过街市，卷起他们住所的窗帘，电灯不时地明暗。不过，一屋子的人都沉湎于尘封的旧事，谁都没有去注意天气的异常。武汉反腐的另一亲历者邱开基，更是激动不已。
历史在两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原有的两个“调查机构”，一是绥靖公署稽查处，其处长为杨庆山。此人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的生涯，因善于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多岁，杨庆山已开设了两个堂口，成为“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有数千弟子、打手。另一方面，他却以“慈和、义气、有担当”为包装，捐资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倾轧活动，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年代末，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的上流人物，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短短几月时间，“长江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势力、罪行都极其惊人的“地下武汉王”。
仅仅初步统计，经杨庆山收购、倒卖、放行、中介的烟土，每月多达数十万两，可以组成一个小船队。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几乎就是烟土水道、走私水道。
这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政客。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杨庆山贿赂收买了上至南京、下达武汉的大小官员数百人。湖北之外，四川军阀、安徽政府、江西政府与杨庆山也均有勾结。
长江沿域的一小半官员都卷进杨庆山精心勾勒的“黑金图”中。最富讽刺意味的是，满手血腥的杨庆山，因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捐资五万修建善堂，施粥赈民，被湖北政界誉为“官场楷模”、慈善长者。其住所、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悬挂满了大小名流歌功颂德的牌坊。
整理完《密报纪要》后，邓文仪和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即使几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贼不除、汉无宁日”！
与此同时，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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