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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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进入了邓文仪和邱开基的视线。
杨庆山的稽查处，管辖的是长江交通动脉；侦缉大队管辖的则是武汉治安。“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老谋深算、势力惊人的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几个队长，只能算是一群头脑简单、举事草率、丝毫不会预留余地的“小巫”。他们没有丝毫修正，把帮会规矩原汁原味搬进了侦缉队，首开了民国令人啼笑皆非、毛骨悚然的“警员不开支，队长收孝敬”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柄。
侦缉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个分队。一个分队100人，全队警察共计1200人，是汉口警察局的核心。但除各级队长15人外，千余警员一概不开薪水，反过来，各警员每月必须向队长“上供”，多者数百元，少者一百元。仅仅该项收入，就使侦缉队长的月入接近于一个中等规模公司的老板，成为最令人眼热的肥缺。
“时侦缉队长的月薪为800元，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四五万元以上”，该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大的民族企业之一——申新纱厂的利润。除却警员“上供”的每月数千元外，这样的一笔巨款，主要来自三个大队长瓜分了武汉三镇后，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主要的烟馆、妓院、旅馆、饭店、码头、船帮、交易市场等场所收取的规费。规费大部落入私人腰包，每月多达三四万元。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烟馆大妓院大码头的规费归大队长，中等场所的规费归分队长，小商铺、小生意人、小集市的规费，则划归警员所有。一个普通警察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入仍达上千元。于是，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子弟送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警员中介机构，“介绍费”、“跑路费”、“茶水费”等名目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缉队”仍是武汉市民的最佳投资。
在这些炫目的“肥缺”下，掩盖的是无数商人、普通市民的血泪。
1932年7、8月间，在青年官吏特有的悲愤情绪主导下，邓文仪和他的“第三科”正式启动了武汉的“廉政风暴”。他要实现的，是一个“浊流根绝、清流上升”的武汉。
“廉政风暴”从彻底整顿警风开始。
一开始，“彻底整顿警风”似乎拖泥带水，有着民国官场左右逢源的深重痕迹。邱开基回忆，7月中下旬，“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首先请蒋介石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交出……”
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系列大手笔的关键。“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和重要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码，在博弈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岁的邓文仪和29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2000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3
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那么，“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400万武汉人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口的汉口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热烈的天性。21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顶着墨绿色篷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篷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拥入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立刻，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稀里糊涂被下了枪械。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短短几天后，审问结束，七名罪大恶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7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年8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椽子。几天后，几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平素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近五分之一。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藏污纳垢的队伍，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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