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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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个人，不仅身份地位悬殊，性情也各异。如后来身中十余弹、死在抗战第一线的周复，被认为“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而下场大相径庭的丰悌，则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已被这一小群军人感受到。随着广州“蒋下野”的叫嚣日渐升腾，蒋介石地位已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和蒋介石前途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一系，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危机几乎路人皆知，它使这些读过《资治通鉴》等众多古典旧籍的黄埔学生，感到杀机四伏。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何况他们一贯自诩为南京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地位虽然次要，但与杂牌军官不同，他们有黄埔同学会这个主心骨。于是这一天，在曾扩情混杂着权力与温情的面貌下，聚餐的气氛显得极为热烈融洽。对腾杰的组社计划，他们更一拍即合。　
　　晚年腾杰曾谈到：这一天，到酒酣脸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然后由腾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　
　　“来日大难”的阴霾，曾扩情的地位，以及人多胆壮的氛围，使这一天的组织发起之顺利，超出了腾杰的估计。在席间，九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仅“一致赞成”，年轻者如周复，更当场击节而起、泪流满面。　
　　蓝衣社的车轮，就这样在黄埔同学会庞大而复杂的躯体上，艰难地启动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个区区九人的聚会，足以载入史册。这九个人里，不仅有四个人跻身于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其中更有三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明日黄花般的黄埔气息，通过那叠薄薄的计划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聚餐的尾声，腾杰趁热打铁地提出：采取“每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做法，几天后再次举行聚餐会。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或孤立地活动在南京的，有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名字。比如邓文仪。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少年得志，他决定着大部分军官的推荐、任用，是南京人人巴结的“天子近臣”。　
　　但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黄埔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中尉。在1931年夏天的苦寒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慎、含蓄、机变。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只有他眼中偶尔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岁，决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能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在曾扩情之外，最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这个态度，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遂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3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计划的18人，达到20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极其酸楚地说道：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和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命的那些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喜出望外的腾杰趁热打铁，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　
　　蓝衣社的组建步伐，由此大步迈出。但这一群立志振兴中华民族的黄埔青年的天敌——一群立志要振兴大和民族的日本青年，已经张开了他们吞并满洲的血盆大口。正是20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发生了。这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4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像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后，1931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无数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