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2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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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想了整宿没睡，犹豫着到底该不该告诉他。
柯老师，您能帮我吗？”
秋水的信让我有些迟疑。
生与死从来是人世间最大的事。怎样对待生与死，不仅仅是人伦亲情，还涉及多方面哲学课题。
在我成长的年代，社会缺少必要的死亡教育。“死”是一个相当避讳的字眼，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往往在亲人罹患绝症后不知所措，大多数人会选择刻意隐瞒直到亲人去世。
其实我们的先人对生死有着相当达观的哲学观，“红白喜事”中的“白”指的即是丧事。在古人看来，生是一种生命状态，死亦是一种生命状态。这才会有许多关于死的词汇，如“永垂不朽”，如“千古”，如灵魂的“永生”。
我年轻时曾在农村插队，经历过村里的不少红白喜事。娶媳妇嫁姑娘自然要大办酒席，吹吹打打请来一干“响器”，远近的亲朋好友吃喝热闹一场，是人之常情。但死了人同样要置办酒席，请来“响器”，唢呐笛子锣鼓响成一片。当送葬的队伍在鼓乐中走向山里的墓穴时，常引来一群群孩子跟随看热闹。记得当年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去世，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相当高龄，全村人聚在一起为老人办“喜丧”，老人生前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包括使用过的锅碗瓢盆被人们一抢而空，说是“要沾沾老人的福气”。
这种朴素的生死观给了我深刻印象。
我这样给秋水回信：
“父亲突然得了绝症，你还年轻，缺少精神准备，可以理解。如果不以贬意理解以下四个字，那么，‘贪生怕死’也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死亡毕竟是令人恐惧的事情。
是否将病情告诉患者，要根据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况。
有些人能够平静地面对生死，对医学也有一定知识。得知真相，不会引起惊吓，反而会使他更积极更坦然地面对余生。但许多人得知身患绝症后，无法面对，恐惧反而导致病情迅速恶化。这是亲人所不愿看到的。对你父亲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总之，一切以患者更乐观的精神状态、更好的配合治疗为要。”
二
几个月后，秋水告诉我，她的父亲已经安然去世。
她的叙述传达出了一切。
“父亲过世了，走时极平静，做吉祥卧，如深眠。
这几天在家中与父亲守灵做七。
说不清楚自己的心情。是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伤心。
家中摆有两个人的照片，一张爷爷，从小带我长大到大学，我在十年前送他离开。还记得那时父亲哭的样子，十年后他也只留下了一张照片。
想来与父亲真正相处沟通的时间很少。
父母早年离异，我一直跟着爷爷。爷爷走后，他才搬来与我一起住。因为如此，我们的沟通很有限，而且无法向对方表达爱。可是我知道，他是非常爱我的。
自己早年的生活动荡，辞职离家，一人别处生活，我是最让他操心的。
他患病期间，我们之间还因为一些事起了误会与争执，父亲很伤心。
再后来，他的病情恶化，我一直挤时间守着他，喂他吃东西，逗他开心。脑转移晚期，他已经偏瘫在床了，但思维单纯，求生欲望忽然很强，医生说他拖延不了几天时间了，可是我不能告诉他，怕他绝望。
就是这样，父亲离开了。
今天在他的灵前，我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看着他的照片，我忽然恨起老天爷，为什么那么多人长寿，却只给我的父亲64年。我买了别墅，跟他说了留一层给他，他可以跟自己爱的小女儿一起住到老的，他当然很高兴。可是，为什么不给他这么一天。为什么不给我那么一天，让我能用足够的成熟与温暖去爱他。
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叫一声爸爸了。
我一时间真不知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走。
虽然在人前我依然坚强地光彩运作我的事业，只有自己知道，我心里对生活的热情已经快速退化死去，就像一根神经，它曾经敏感，现在无知觉了。
我非常沮丧。”
一个年轻人在父亲离去后的第一时间告知我，我感到了一种责任。
我应该将自己对生死亲情的理解告诉她。
我给秋水回信：
“亲人离去造成的情感空缺很难有别的东西弥补，甚至不是时间可以消散的。
特别是你还年轻，完全没有准备。
很理解你的痛苦。
但生者的悲哀往往在于不知道逝者去向何方，他们离去后是否安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总强调灵魂的重要，应当不是虚妄之言。我想，对于那些一生善良的人而言，与其长期缠绕于病榻的苦痛与煎熬，另一世界的景象一定是好的。你说父亲离去时‘极平静，做吉祥卧，如深眠’，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你应当得到安慰，他已经得到了解脱。
生命总是有来有去，就像春夏秋冬的转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亦是大自然的魅力，连佛陀都不可抗拒。你谈到对父亲的愧疚，许多人对逝去的亲人都会心怀愧疚，觉得相伴时间太少，觉得许多恩情未及回报。但人生就是如此，一切都不可能重新来过。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思维和特点。即使回到原点，如果其他因素未变，你还照样会为世间的风风雨雨奔忙，人生的轨迹仍会如此。
所以，希望你平静。
担心自己的善意和孝心不被父亲理解，其实不必。思维很神秘，潜意识可以把最隐秘的感情和愿望彼此沟通和传递。虽然你与父亲有过争执和误会，但我相信，如你知道父亲爱你一样，他一定明白你亦爱他。中国人的感情表达一向十分含蓄，即使至亲至爱，也羞于将‘爱’字放在嘴边。放在嘴边的情感表达反而会显出浅薄。
父亲曾赋予你生命，并养育你长大。你成年后希望能用足够的成熟与温暖去爱他。这是人之常情。
而现在，父亲过早的离去了。
那么，怎样才是对逝去亲人的最好纪念？
以父亲对你的爱，你生活得幸福快乐恐怕才是他最深刻的愿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2
农村调研报告
星竹
他主动提出要到最穷困，最偏僻的山区去支农。于是上级满足了他的需要。
他去的地方没有通车，走三天两夜才到达。进村的第一天，村人全跑出来，站在山坡上，像看一个怪物那样看他。村人木讷的表情让他吃惊。这里没有电视，手机也没有信号，村长小学都没毕业。他在心里计算，这与他所在的城市得相差一百年。
他没想到还有这么贫穷，这么偏僻的地方，一切的一切，还都是原生态。
次日早上，他突然发现，他的围巾不见了。门外传来嬉闹声，他抬头看见一群妇女正抢着他的围巾，相互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像是一种体验。
他看得傻了眼，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别人的东西。当围巾还给他时，已经黑乎乎脏得不成了样子。隔天，他又发现他的记事本没了。门外，一群村娃正翻着他的本子认字。那笔记本，竟成了村娃们的教课书。街人还给他时，那上面画满了字迹和图画。他快被气疯了，笔记本能是随便翻看的吗，那上面记载着他和女友的一些来往故事，都是隐私，这要在城市，他可以去告对方一个侵犯隐私权！
再往后，他吃饭的饭碗也成了村人的稀罕物。村人拿着他的饭碗，像是拿着天外来物，翻来覆去瞧着新鲜。一个碗有什么好看的，然而村里却没有这种缸瓷碗，一律都是黑色的，上百年不变的土烧碗。
更让他受不了的事发生了。村人结婚，竟然来借他的被子。说是只在新郎家里摆两天。他真的愤怒了。那是他从县城特地买来的一床花棉被。这怎么可以，再说他又盖什么？村人想到了，送来一床又脏又厚的被子。
他哭笑不得。但还是咬着牙，让村人抱走了他的被子。那一夜，他什么也没盖。他想，他得再去县城买一床被。他想，不然还是快点走吧，这叫什么地方，他简直无法忍受。
一个月后，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里就是这里，一切都朴实到家。他要把这一切好好地写进他的报告。谁想，村长来了，开门见山，说乡里给他的每月三百块钱补助，被村里克扣了，并让他写上捐献二字。
这回他真的怒了。乡下人克扣粮款，克扣教师费，克扣抗灾救济金……他都听说过。可村长竟然来克扣他的补助了。还让他写上是捐献。这还有王法吗！他想说不给。可他跟本没有拿到过，看来早就在村长的手里了。
第二天，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乡里反映克扣情况。他想好了，他的调研报告里一定要真实地写上这一笔。太不像话了！
谁想，乡长的回答更让他吃惊。乡长说，村子之所以同意接纳你，就是因为这三百块的补助费，这是条件。因为你，村里每天得派专人去十里外挑干净水给你喝；因为你，每半月，村里要派人到乡里来给你挑十五斤青菜。这些就算一百五十块吧，剩下的一百五十块，才是村里克扣你的。
他惊呆了，万没想到是这样。一百五十块，怎么可以够一个人每天专门为他挑水喝，又怎么够一个人，每半月为他往返乡里买菜的……乡长却说够了。他们只克扣了你一百五十块，用于村里的办公费。
那天他回村，村长正等着他，手里拿着每月克扣他的一百五十块，是要还给他。他推回村长的手。那一瞬，他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大雪封山的日子，他病了，村里七个男人轮流抬着担架送他去看病，六十里的山路走了一整天，他想起在旅游区坐过的滑杆，一里地一千块。他悄悄地哭了，这得多少个一千块。
躺在担架上，他觉得他像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人。他还计较他的围巾、饭碗、被子、笔记本，这一切的一切都算什么，是他该着村里人啊！
本来他以为，他的调研报告写起来该是一件难事，现在他胸有成竹，只要把这一切如实地写上，便是最好的调研报告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62
英雄杨子荣的身世之谜
衣玉华 林运家
周总理的指示
1969年某日晚，北京中南海礼堂。绛红色的平绒幕缓缓闭合，大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周恩来微笑着问身旁的美国客人：“大卫先生，您对这场戏评价如何？”
“太棒了！总理先生，简直是太精彩了。这场戏中的杨子荣，就像我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他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请问你们这场戏中的英雄杨子荣，是戏剧中塑造的呢，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真有其人其事，大卫先生。您也许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类似这场戏中的人或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完。”周恩来严谨的话语中充满着风趣。
“是这样，总理先生，在我们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