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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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从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的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袋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筒。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的梦想。”
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电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我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55
隐士的前尘往事
「德」马可 编译：李一然
在黄色的壶口瀑布前，我和那位奇特的老人继续攀谈。
“每当深夜，我想起浦东新建时的情景，就会想起那位国王（黄帝），想起他的教诲。我越发感到了人生的虚无。有时候我想，那些残疾人显然与这个快节奏、充满铜臭味的社会格格不入，可是，在北京商业街如潮涌的人流中，要找出一个比瞎子阿炳更能领悟生命本质的人肯定不容易。”
老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寸草不生的黄土坡说：“你看，这片广袤的土地看似荒芜，却维系着一条千百年来养育人们的文明河。在这里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和谐与共。只可惜，没多少人明白这分和谐的珍贵。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能从电视、收音机和访客的嘴中听到外界的评价——大多是有关本地落后的评价，他们并知道自己其实拥有着巨大的财富。也难怪，他们每天都要为糊口而辛劳，没时间深入思考。当社会总是对他们表面的生活状况夸张宣传时，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只能定格在表面，看不到生活的实质。”
老人在说话时引经据典，就像一位德国教授流利地使用拉丁语或古德语一样。他还能将晦涩难懂的古汉语翻译成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看我听不懂时，立刻用德语解释一番。我知道，在我面前站着一位真正的隐士一位怀揣着中国传统文化而逃离现实的人。
他继续说到：“我也曾是个热血青年，坚信工作不仅能为自己带来财富，更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发誓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我那时日夜奔忙，不屑于步西方人后尘，一心要开创中国独特的风格。我是中国第一批所谓的白领，在上海每天工作60个小时…为了祖国繁荣，更为了自己的腰包。上世纪80年代，我每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微薄收入。上海发展起来后，我每个月可以挣到几千快钱，这在当时几乎无人可及。
“工作中我总像在匆忙赶路，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工作日程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渐渐迷失了自我。医生说我患有高血压、心律不齐和胆结石。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弃一切，甚至离开我太太。我对她说，我必须走了。在无数次争吵无果后，她也只能点头应允。
“庄子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境界：有限地骑在牛背上，无拘无束地快乐逍遥。我徒步走了很远，起初真的是漫无目的，后来我终于听到了内心的呼唤。最后，我来到这里，来到被我视为中国之心的黄土高原上，躺在黄土堆成的风景中，身心无比惬意。
“在外人看来，这里只有窑洞的土气，冬日刺骨的寒风和夏天灼热的空气。但是，对一颗升华的自由之心来说，夜晚次个的寒冷只会变成夏日的一抹清凉。没有了外界的压力，紧张感也灰飞湮灭，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我的思想。我不再追名逐利，而是把经理放在征服高山上，要从高处鸟瞰这片土地。我现在完全置身于社会之外，世界的进步和无休止的现代化建设与我没有一丝关联。我俨然成了一位老人，一株朽木。但是，对生命的体验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我明白，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也不想回去了。”
我们沉默地走着，忽然觉得周围的地面低了下去，原来谈话间，已不知不觉地登上了小土坡。冷艳的夕阳将自己的半边脸藏在山后，两侧的河岸笼罩在黄昏的朦胧中。烟雾袅袅，为陕西河边特有的地貌蒙上一层烟霭。这片土地又迎来了静谧的夜晚，天地瞬间幻化成谜一样的中国山水画。
“你该回去了。”他说，“这么冷的夜，你的旅馆可比我住的窑洞舒服多了。你要记住，这个国家虽然表面上千变万化，却永远有一颗黄色的心。这颗心从远古跳动至今，曾经让黄帝放弃了王位，选择隐居生活；这颗心时刻警示中国人要善待自然，天人合一；这颗心仅仅属于这个国歌家，即使这个国家的人们并不在乎它。好，我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梦，或许这本来就是南柯一梦？
自从在壶口瀑布认识了那位老人后，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就是一个老外，一个对于广博的中华文化而言永远的局外人。我翻开庄子的书，找到那些被这位老人视力为生命的珍贵警句。他和他的黄土地引领我向中国文化精髓又迈进了一大步。那次短暂的相识，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除了飞速发展的大城市外，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44
一块烫石头
盖达尔
村里有个孤老头，他身体很坏很坏、靠编篮子啊，缝毡靴啊，看守农庄果园不让孩子进去啊过日子。
很久以前，他从老远什么地方到这村里来，可大家一眼就看到，他吃够了苦。他瘸着腿，头发过早地白了，还有道弯弯的深疤打颊帮一直通过了嘴唇。这一来，就算是笑吧，他那张脸看上去也像是很悲伤，像是凶巴巴的。
有一回，一个叫小伊凡的孩子爬进农庄果园，想偷苹果好好吃个饱。没想到，裤腿在围墙钉子上一挂，扑通一声落到下面带刺的醋栗丛里了，刺得他浑身是伤，哇哇大哭。好，这一下给看守人抓住了。还用说。老头儿满可以拿荨麻抽他，甚至拖他到学校去告状，可老头儿可怜小伊凡。小伊凡两只手都刺伤了，裤腿撕破，一条破布片挂在屁股后面，像条羊尾巴，通红的脸颊上扑嗒扑嗒地淌着眼泪。
老头儿一声不响，把吓破了胆的小伊凡从园子门带出去，放他走了，没打他一下，甚至没有在背后说他一声。
小伊凡又羞又恼，溜进林子，走着走着迷了路，到了一个沼地那儿。他累坏了，看见青苔中间露出一块浅蓝色的石头，就往石头上一坐。可他马上哎哟一声跳得者高，因为他觉得就像坐在一只野蜂上面，野蜂打裤子后面那个窟窿狠狠地螫了他的屁股。
可回头一看，石头上根本没有野蜂，是石头烫得像煤块似的；石头平面上还露出些字，给泥糊住了。
没说的，这是块魔石头——小伊凡马上猜着了！他踢下一只鞋子，拿鞋后跟赶紧去擦掉石碑上的泥。
他于是读到这样的碑文：
谁把这块石头搬到山上打碎，
谁就能返老还童，从头活起。
碑文后面还有个图章，不是普普通通的圆图章，像村苏维埃盖的；也不是三角图章，像合作社发票上盖的。这图章要复杂得多，有两个十字，三条尾巴，一个圈圈加一竖，还有四个逗号。
小伊凡读了碑文，觉得很不痛快。他才八岁，虚岁九岁。要是从头活起，他一年级就得再念一年，这他想都不敢想。
这块石头要是让他不用念学校里的功课，一下子就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大家有数，即使是神通广大的魔石头，也从来没有这种法力。
愁眉苦脸的小伊凡打果园经过，又看到了那老头儿．只见他正在咳嗽，老停下来喘气，手里提着桶石灰浆，肩膀上掮着把树皮丝刷子。
小伊凡这孩子本心挺好，他心里想：“瞧这个人，他本来可以随便用荨麻打我；可他可怜我，没有打。现在让我也可怜可怜他，叫他返老还童吧，这样他就不再咳嗽，不再瘸腿，呼吸也不再那么苦恼了。”
好心的小伊凡于是怀着一番好意，来到老头儿面前，开门见山，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老头儿好好地谢过小伊凡，可是不肯离开职守上沼地去，因为世界上这种人还是有的。趁这个机会溜进果园，把水果偷得一个不剩。
老头儿叫小伊凡自己到沼地上去，把石头挖出来，搬到山上去。他待会上那儿，马上拿样什么把石头敲开。
事情闹成这样，叫小伊凡很不高兴。
可他没有拒绝，他不想让老头儿生气。第二天早晨，小伊凡拿起厚麻袋，带了双粗麻布手套，为的不让手给石头烫伤，就上沼地去了。
小伊凡弄得浑身是泥，一塌糊涂，好容易把石头从沼地里挖了出来，接着他就吐出舌头，在山脚的干草上一躺。
他心里说：“好吧！我把这块石头推到山上去，等会儿瘸腿老头儿来了，就敲碎石头，返老还童，从头活起啦。大伙儿都说他一辈子吃够了苦。他年纪大了，孤单单的，挨过打，遍体鳞伤，不用说，从来没得到过幸福；别人却得到过。”他小伊凡虽然小，这种幸福也得到过三次。一次是他上学要迟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司机用闪闪发亮的小汽车把他从农庄养马场一直送到了学校门口。一次是春天里，他赤手空拳在沟里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