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4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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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何为，已然自供于天下了。这种自供，能使我们一通百通：那些口头上把和平当招牌，而在行动工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们的诡秘心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特别是近年日本右翼战争狂人石原，叫嚣“该到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就更让我们不得不睁大警觉的眼睛。
（冯国涛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8月13日）
两句台词
万奇
1858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剧《私生于》问世。剧中主角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全剧结尾时，私生子终于明白了叔叔原来是自己的生父。剧本最后的台词是：
父：当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允许我叫你“儿子”的。
子：是，叔叔！
儿子的回答冷峻、辛辣。短短的一个称呼，蕴藏着多年累积的巨大的愤懑。原来小仲马本人也是私生于，直到他7岁时，大仲马才认他为儿子。这句台词显然也寄寓着作家本人的人生感慨。
谁知在决定上演时，巴黎大剧院的老板蒙提格纳提出了异议。他从生意人的角度，要求改动剧本的结尾。他提出的方案是：父子俩激动异常，热烈拥抱，涕泪横流……全剧在大团圆中结束。
小仲马不想违背自己的创作良心，去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他给蒙提格纳的答复是：“对不起，先生！我就是为了这两句台词，才写这个剧本的。”
（刘晓梅摘自《智慧》2007年第11期）
张光半：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张严平 李江涛 卫敏丽 吴晶
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到不适。“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他认为：“我们过去一直有个毛病，重科学、轻技术。现在很多人，你说他是工程师，他很不高兴；你说他是科学家，他便很高兴。”
张光斗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为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他一连几年每年都要去几趟三峡工程现场。
“我很想去三峡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为他从事水利水电事业7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遗憾，“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为军工生产建设——批小型水电站，到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张光斗的身影伴随着当代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张光斗1912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同年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
1936年，他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系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得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同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光斗坐不住了，他说：“如果我国战败，我们在美学习毫无用处，现在应是报国的时候了！”
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辞谢了导师、国际力学大师威斯托伽特教授的挽留回国参加抗战。威斯托伽特深感惋惜，但对张光斗的爱国之举表示理解和敬重，他说：“哈佛大学工学院的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
回到中国的张光斗成为一名水电工程师，他在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中国第一批小型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
1945年，张光斗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
1948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要求张光斗把所有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都装箱转运台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张光斗把资料装了满满20箱，秘密转移保存下来，同时将20箱假资料上缴至资源委员会。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执数十水利工程设计之牛耳
1949年底，张光斗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北上清华大学任教。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周恩来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光斗先后参与了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咨询，他对这些工程提出的诸多建议，在中国水利界被传为经典。
1963年、1982年张光斗先后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通过努力，中国取得了在国际大坝委员会和世界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国地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
张光斗说：“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来，让国家用得上。”水利部长的泪水夺眶而出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大坝保护层发生局部坍塌。身处“文革”逆境、在黄河小浪底接受劳动改造的张光斗半夜被叫醒，要他火速赶回北京。
已是64岁的他连夜上路，次日深夜赶到北京西直门时，去清华大学的末班车已经开走。他只好一个人背着三件行李艰难步行。一位好心的大货车司机顺路把他捎到了中关村。从中关村步行至清华园需半个多小时，他就用蚂蚁搬家的办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从一根电线杆下搬到另一根电线杆下，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搬到清华的小西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车去了密云。
密云水库的险情让他心急如焚，可急匆匆赶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这次抗震加固设计方案你要负责，但不能在图纸上签字。”那时正值“四人帮”猖獗之时，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张光斗依然不顾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他说。
有人说张光斗命大，因为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去水库的路上翻过车；在山里遭遇过泥石流；在二滩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袭击过，遇难的一位工程师当场倒在他的怀里……
几十年来，无论负责哪一个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工程的关键部位，再艰难危险，他也要去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七八十岁的老人早该安享天年了，可张光斗还在钻千米坑道，爬几百米深的竖井。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
2000年4月，年近九旬的张光斗教授在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的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
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但他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查看了两个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他说，“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张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峡大坝围堰的电视直播，当礼炮般的爆破声响起之时，94岁的他激动得站起身来……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坝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光斗会提着书包、拄着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清华园的办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笃笃的声音，花开花落，风雨无阻。
踏着这条小路，他迎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他在清华园的讲台上整整站立了50个春秋。“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例子，张光斗从20世纪一直讲到今天。
坚持理论与工程技术实践相结合，是他毕生的教育理念。
学生们交论文，他要先设一道槛，看有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如果没有，立即退回。他告诉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因为水是流动且变化的，如果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他打分的标准很奇怪，学生如果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即使全部正确，他顶多给3分；学生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