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1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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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叵岛苌伲爰苹玫墓叵等春艽蟆Ｎ液芟嘈牛缁嶂饕逵刖米杂桑旧鲜遣怀逋坏摹＜偃缟缁嶂饕宸牌思苹茫米杂杀憧苫指矗缱时局饕寤蛉魏沃饕澹坏┎捎昧思苹茫米杂杀厝簧ナА：耗方淌冢–．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可能并存。’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牺牲经济自由。但在太平的时候，就不应当了。”
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一文中，吴景超说：“我个人假如有一种偏见，那就是在价值系统中，我同样的重视‘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计划经济限制人民的自由，并非一种猜想，而是客观的事实。凡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管它奉行什么主义，都难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损伤了它的福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产因素的支配权，托付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假如是大公无私的，假如都如蓝道尔（C．Landauer）所说：‘在其决定生产晶的数量之先，要先解决几十万个方程式，其结果也不见得胜过价格机构下所表现的成绩。万一少数人别有用心，滥用其权力，逞其私意来支配生产因素，则其对于人民大众所产生的祸害，真是不可胜言。人类不要轻易放弃自由，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制度，其保护人民消费自由的能力，胜过价格机构。所以我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姻，而愿意他与价格机构百年偕老。”
1949年前，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真正做过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过去总是批评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其实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清华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胡适在1948年就对刘大中和蒋硕杰的经济学才华特别看重。胡适对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对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来说，他非常敏锐地看出了世界的大势，在他那一代学者中，胡适是比较早地认同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
1948年10月下旬，当国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败以后，胡适当时就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了清华的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据蒋硕杰后来回忆，他当时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一篇《讨论金元券的善后》的文章，胡适非常欣赏。过了不久，胡适就给蒋硕杰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说要带他去看看翁文灏，同时胡适还约了刘大中。这次见面，蒋硕杰和刘大中对翁文灏的印象都不好，认为他太悲观了。他们很失望。但过了一两天，刘大中和蒋硕杰同时收到了蒋介石的请柬，原来是蒋要设宴招待北平教育界的领袖们。蒋硕杰说：“胡先生却借此机会将我们两人名字也推荐上去了。胡先生此举是有用意的，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蒋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三人随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讨稳定金元券的方案。总统立表采纳，就转身问翁先生意见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赞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054页）
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最后都没有去南京。因为翁文灏不积极，因为当时蒋硕杰的感觉是“我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有意思接受我们作顾问”。蒋硕杰后来说，胡适要吴景超陪刘大中和他同去南京，是因为他们两人当时都很年轻，阅历不多，去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恐怕会晕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所以要一位年事较长、有政治经验的人做向导。因为吴景超抗战期间曾在翁文灏手下做过经济部的参事。吴景超对翁文灏很不满意，说翁文灏很难服侍，此时去南京一定毫无用处。吴景超说服了刘大中，蒋硕杰和胡适商量后，也决定不去了。蒋硕杰晚年回忆他在大陆时曾被政府征召的这一次机遇，还充满温情，虽然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胡适半个多世纪前对两个青年经济学家的赏识，寄托了他一生的理想，联想到他此前一年向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工业。胡适开出的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胡宁、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其胸怀之开阔、眼光之远大和知人之深刻，后来的中国大学校长，无人能与他相比。
林语堂剪报赠鲁迅
■ 赵丽霞
提起《语丝》，人们自然会感念那些著名的撰稿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联想到他们与“现代评论派”的激烈的论战。《语丝》时期，鲁迅和林语堂是很亲密的。他们共同战斗。虽然，林语堂主张在中国“努力鼓励”“费厄泼赖”精神，鲁迅不但不同意，还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他们俩的友情依然很好。林语堂还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的漫画给予增援。当鲁迅在北京生活遇到困难时，林语堂邀请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授。中间尽管道不相同，产生隔膜，鲁迅晚年还是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1934年8月13日 致曹聚仁）
有一件事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人说出来，就是《语丝》时期林语堂曾经将一张剪报赠给鲁迅，在这张报纸左侧空白处写道：
鲁迅兄，这篇文章太好了。但我愿
意牺牲寄给你，因为平常你不看晨报，
我家里可就永远没有这宝贝了。语堂。
鲁迅显然看重“这宝贝”，他珍藏了起来；现在就保存在鲁迅博物馆。这张剪报是徐志摩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登在1926年1月13日的《晨报副刊》。林语堂不但写了上面的一段话，又有多处批注，语言生动诙谐，极富煽动性，一定是鼓动鲁迅回击“现代评论派”的吧？林语堂为什么送这份剪报给鲁迅？为什么鼓动鲁迅回击？这就要提到两种刊物：《语丝》、《现代评论》。
《语丝》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移至上海，1928年12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闲话》是《现代评论》的一个专栏，主笔陈西滢。陈的闲话，并非以闲散的笔调写闲散的题目，而多是时评、书评、作家评论等。因其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的官方立场，受到语丝同仁的批判。鲁迅从1925年5月起，便发表《并非闲话》的系列文章，对他的那种“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予以批判。林语堂也曾撰文《｛“公理”的把戏）后记》、《闲话与谣言》等文声讨“闲话”派。对于这份剪报，林语堂为何不自己撰文？而是极力鼓动鲁迅回击，大概是觉得鲁迅的文章比自己的回击更为有力吧？
在这张剪报上，林先生用红笔将徐志摩文章的标题《｛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括起来，另换了一个题目：“西滢法郎西今论”。（法郎西，通译为法郎土。）林先生一个题目的更换，便颇为生动地表现了对现代评论派的讽刺。他还在更改的题目的后面用括号加了一句：“可是糟尽天下之大糕如何？”在报纸的右上方标注“凡加圈的都值得引用”。为了便于阅读，保持上下文的连贯，现在将标有林先生圈点的文字的句子摘录如下，圈点、横线都保持原样。
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
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
则。
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
命”成绩的一斑。（在这句话的旁边林
先生批注“原来如此”）
本来是，拿了人参汤喂猫，她不但
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不识趣的
是你自己。当然，你得知趣而且安
分——也为你自身的利益着想。你学
卫生工程的，努力开阴沟去得了。你学
文学的，尽量吹你的莎士比亚歌德法
郎士去的了。
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
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
一句天津话：“有根”了。
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
“学者”的名词，不是有学问的意思，是
认真学习的意思。（在这句话的旁边林
先生批注“此句可口引”）
他不自居作者；在比他
十二分不如的同时人纷纷
的刻印专集，诗歌小说戏剧
那一样没有。他却甘心抱着
一枝半秃得笔，采用一个表
示不争竞的栏目——《闲
话》，耐心的训练他的句子。
我敢预言，你信不信，到那
天这班出风头的人们脱尽
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
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
拂拭”（The flnlshlng touch）笑
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
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
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
天才惟一的凭证。
下面我们来看看鲁迅围绕徐的文章写了哪些文字。 最早，1月14日，鲁迅就写了《有趣的消息》。其中引了林语堂剪报上批注最长的一段，予以讥刺。同时也引用了“有根”那“一句天津话”和“学者”，自然还是讥刺。
2月1日，鲁迅在《不是信》一文的开头，就说到：“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的问题。”又说：“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还是要我也说几句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口口》，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这份剪报是林语堂又寄给鲁迅的呢，还是别人寄的，已经无从知道了。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又引用了前面林语堂寄给他的那一份剪报里“笑吟吟”的话。
2月27日，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又引用徐文的“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