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3年第11期-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让科学回归人文
■　吴国盛
　　我过去出版的三个集子，从《追思自然》、《现代化之忧思》到《自由的科学》，其间一直贯穿着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让科学回归人文”。这个主题动机逻辑上包含着三个部分。第一，是对危机的直觉，对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敏感，对问题的深层实质进行探索的兴趣，总之是一种“忧患”意识；第二，把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看成是现代性危机最重要的根源和后果；第三，把“科学回归人文”看成是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
　　应该强调的是，我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回归，都是就西方传统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本质上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西方与中国两大文化体系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尺度，但深入地考量这两种人文尺度的异同并做创造性的融合，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我只是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而用中国的人文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尚未进入我的视野。
　　即便如此，对中国人而言，讨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情况是，在某种深层结构上，现代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西方的问题。现代中国也脱离不了这一现实情况。而自中国人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在中国重演，因此，现代性的反思决不是什么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一切被裹人现代化的民族不可回避的任务。而且，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条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和“后发”性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那些“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型，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的传人，传人以后又被“功利主义”的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却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造成科学与人文之间严重的失衡。相比之下，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倒是与迅猛发展的科学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壁垒。而在中国，这些能够与科学达成生态平衡的东西都极度欠缺，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近二十年来，人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补足西方人文的必要性，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文献被引介进来，五四时期与赛先生齐名的德先生被反复讨论和实践，甚至引进基督教精神也在被考虑之列。我自己的工作则是，试图重新阐释科学的本质，重新确立科学的形象，恢复科学的人文本性，从科学的内部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我探讨“自然哲学的复兴”和“第二种科学哲学”，重审“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文”，“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是从理论方面做工作，我“听科学家做报告”、“给孩子们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搞“科学传播”，谈“地外文明”和“气功的真理”，是从实践方面做工作。
　　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工具。要克服这种分裂，就要在恢复自由的理念上下功夫。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加困难。首先，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我们的传统思想库中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深探细究，而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没有着眼“自由”做文章，很长一段时间，“自由”竟然还是一个贬义词。今天我们谈自由的科学远不只是在谈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而是作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的基础的科学理性。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希腊时代的理性不是今日片面的技术理性，而是包含着目的论和“善”的理念的健全理性。学者、知识分子、科学家固然有其“长技”，但关键在于“载道”、“弘道”。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包含着“德性”和“操守”，绝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学问。在希腊教育体系中，数学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或许可称“德育”课程。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首先要恢复科学内在的道德功能，唤起科学家内在的社会责任感。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曾几何时，随着“真”被规定为对外在世界的“复印”，“美”也变成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于是，求“真”之科学也就与“美”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了。实际上，科学与“美”的疏离，也就是与“意义世界”的疏离，从而使得科学的求真过程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过程。当把科学研究看成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产出活动，当把科学家越来越细致的探究工作看成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活动时，确实印证了这种“无意义”感、“荒谬感”。然而，有更多的科学家却相信科学研究工作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其中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意义的突现。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荒谬和虚无。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就要恢复科学内在的审美特征，唤起科学家内在的创造激情。
　　自由的科学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的并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不能经受外来的批评，而是说纯粹理性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它自己能够为自己立法，自己能够为自己开辟可能性空间。自由的科学因其对“自由”的持守而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今日功利性科学因丧失了对“自由”的持守，而不再是“公有的”、“普遍的”、“无私利性”的，因而就不能保持对自身的彻底的批判性。
　　“让科学回归人文”事关重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是为序。
　　（《让科学回归人文》，吴国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15．00元）


　　正像在这本集子中收录的那些跋序所表明的那样，我以前倒是为自己所写、所编，以及为其他朋友所写所出版之书写了一些序言之类的东西，但是，轮到再次要给自己的集子写一个自序时，依然感到在一本书中，也许序是最难写的部分。写得不好，读者在匆匆读过之后，便会因序的原因而将书扔在一旁，写得太好，读者读过全书，又会有上当之感，也会招来许多听不见和听得见的抱怨与批评。为了避免这些尴尬，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不在序中总结更多的观点，不把序写成某种内容提要式的东西，而是更为直白地作为一种对该书的简单的说明，或者干脆说些题外的联想。这次，我也还是照此办理。
　　先讲书名。以往，我经常应朋友之邀，为他们写作或出版的书起个名。在我曾想出的那些书名中，幸而倒也有些得到了圈内外朋友们的认可，尽管在构想那些书名时，肯定会体验到绞尽脑汁的痛苦。但是，在每次要试图给自己的书起一个理想些的书名时，我也依然会遇到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并且会感到在一本书从构思到写作到修改到完稿的整个过程中，起书名似乎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而且，想出一个理想的书名，既要引人注目，又要反映书的中心思想，又要有意境，又要耐人寻味，又要有市场感，又不宜流于俗套或者庸俗不雅，要想全部达到这些要求，简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而且，想到一个好书名的过程，经常不是由于理性的思考，而是来自直觉和灵感的闪现，这就更让人难以把握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名字也许可以只作为一个代号，一个标符（我自己在小时候起的名字就极不理想，既无意境，又重名率极高，但至今已是无法纠正这一失误了），而一本书的名字，却对这本书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怪乎我的一位对于出书颇有研究的朋友曾对我说，有时一本书的畅销，其实只是卖了一个书名，一个概念而已。细想起来，这话倒真是不无道理。
　　这本书的书名最终定为《两点间最长的直线》，它也许距离理想的书名差距很大，但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苦思冥想到蓦然凸现的过程，也许其间咖啡的刺激和与朋友闲聊的启发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初看上去，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从小我们学习几何时，就被教会知道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像几何那样抽象和纯粹的人类思维创造却与生活中的现实相差如此之遥远。在现实中，既没有几何中理想的点，也没有几何中理想的直线。虽然我们可以把几何式的简洁与精确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人们却总是由于种种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不断妥协，充其量也只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尽量向抽象的理想靠近。例如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是一个人们已经看到的现实，而要沟通这两者则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并不承认这种观点，甚至站在一个极端把另一方说得一钱不值，但那也只不过为这种分裂提供了更鲜活的实例而已）。像当代科学史学科奠基者萨顿就曾提出以科学史为手段要在这分裂的两者间建造“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说白了，也还是设想了一种要以最短的捷径来沟通二者。可是，在现实中，我们仍然看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的分裂依然巨大，沟通两者的努力依然艰巨无比，人们经常不得不绕路迂回，那座笔直的桥梁建成的目标似乎只是一个让人向往的美好梦想。当然，美好的梦想也是值得去努力追求的，否则，就不会有这里的这些文字。如果仍然利用点和线的比喻，现实的情形倒有些像分形理论中讨论的实际的海岸线的长度是如何地与测量的精度相关因而不确定的例子。当然，这只是一种对此书名的可能的牵强的解释，实际上，我倒更希望这个隐喻式的书名能具有更开放的想象空间，希望读者能够从中想出他们自己所愿意设想的内容。
　　剩下的就只是更具体的说明了。自从我上一本文集出版之后，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文字，从比例上讲，那些比较普及性的，或者说准学术性的，或者我更愿意说是比较文化性的文字的字数，倒超过了那些更要适应体制化的学术要求的学术论文的字数。同时，回头看一下，发现那些记者的采访和与同行（或非同行）的谈话的文字也积攒下来不少。这些文字绝大多数都曾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