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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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辛艘坏慊睢�1929年，父亲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主要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校长、教育学家岱梧教授器重，遂聘他留校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此同时，父亲在该校研究院取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从一个农村的穷孩子，到完成国外的学业，父亲全靠自己坚强的毅力去奋斗，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坎坷曲折是难以备述的。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毅然辞去伏利堡大学的教职，和母亲梁佩云一同回国，共赴国难。抗战期间，父亲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昭平中学及桂林师院任教授。抗战胜利之后，于1946年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于1948年至1950年任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父亲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回故乡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工作，直至1978年10月5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1998年9月，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之时，我编的《阎宗临史学文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文集》中关于传教士和中西交通的几篇文章引起国内从事汉学、清史等有关研究的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出版经费的限制，《文集》的印数很少，难以买到。此外，《文集》的字数有限，只收录了父亲的一小部分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建议我，将父亲有关传教士的文章收集齐全，再编一本书。他认为，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我国汉学研究史上也有学术史的意义。正是在张西平教授的鼓励下，我编成了这本书，并作为大象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之一，于2003年9月出版。
父亲对传教士的研究，始于在伏利堡大学研究院作博士论文时。他的博士论文所以选择《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为题，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父亲的大学教育是在欧洲接受的，受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较深。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父亲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他认为，世界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肌体，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来补充，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健康的、进步的和完美的。因此，他很重视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其次，在校期间，父亲信仰了天主教（回国后不再参加宗教活动），选修了拉丁文，三年后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艰深的文字。所以父亲对天主教的理论、文献及教义教规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对传教士的活动有兴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复次，父亲受于斌的一些影响。在大学期间，父亲曾到罗马参观，邂逅了在梵蒂冈学神学的于斌。两人异国相逢，格外亲切。于斌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烧水泡茶，相谈甚欢。1933年，父亲回国探亲，并在中法大学任教授一年。在京期间，又见到于斌。当于斌知道他已获硕土学位，懂拉丁文，很热情地鼓励他再学点希腊文，专治宗教史，将来可以到辅仁大学任教。父亲回到瑞土后，虽然没有学希腊文，却选定有关宗教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和这次谈话有关的。于斌一直从事宗教活动，据说后来成为台湾教区的主教。
杜赫德是法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主编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9…26卷，并编写了4卷本的《中华帝国志》。学术界认为杜赫德的著作是十八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工程之一。父亲的论文以研究杜赫德及其著作为中心，涉及到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的了解，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关系，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中国文化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奎奈），实际上是对法国早期汉学的综合研究。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父亲曾七次到罗马，在梵蒂冈查阅教廷档案，并曾到英国剑桥查阅特藏。父亲的博士论文用法文写成，1937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好评，国内却罕有所知。《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首次收录了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全译本。所幸的是，近年来，杜赫德其人其作越来越受到国内汉学研究者的重视，《耶稣会士书简集》已有中文本出版，《中华帝国志》也正在准备出版之中。
父亲回国时，原计划取道上海，并把在欧洲多年收集的五大箱图书资料运往上海，但“8．13”日军炮轰闸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到上海的船停开了，只好改道香港。先前运往上海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这对父亲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回国后，父亲在广西大学任专任教授，讲授《世界通史》。我们家住在桂林施家园，父亲每周到西大所在地住三天，课毕再回桂林。当时，西大的研究条件还好，图书馆有必备的参考书，父亲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夜以继日进行研究工作，出版了《近代欧洲文化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还发表了许多论文。有关传教士的论文，除《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外，都写于这一时期。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攻桂林，父亲带领全家同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此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多方面的原因，使父亲对传教士的研究难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收录的文章，除父亲的博士论文外，都发表在《扫荡报》文史地副刊、昆明《益世报》及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建设研究》等报刊上。由于是抗战时期，时局不安，这些论文流传不广，逐渐鲜为人知。书中的文章除三篇是我从国家图书馆找到，其余都是父亲将报刊剪贴成册，保存下来的。它们得以保存，实属不易，至少经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在广西逃难时，辗转在蒙山、昭平一带，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七口人只有一条被子；但不论走到那里，父亲手里总提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几本重要的书、讲义和文稿。一次是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文稿被“造反派”作为黑材料抄走，我几经周折，费尽口舌，才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文稿取回。然而，父亲写的中篇小说《大雾》和散文集《夜烟》、《波动》，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饶宗颐先生在《阎宗临史学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殂谢，论者深惜之。”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尚未结束时，父亲在一次谈话中，也曾对我说过：“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中的深意，只是父亲溢于言表的抑郁之情，深深地印在我心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我想：父亲这样说，既不是自谦，也不是自责，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宽松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交流切磋，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中西交通史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父亲也是有筚路蓝缕、辛勤开创之功的。他是最早对杜赫德进行系统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发现并介绍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他在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中有许多重要发现，如关于雍正三年（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遣使来华的史实等。这些发现都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得益于他在巴黎、剑桥、梵蒂冈、布鲁塞尔等地图书馆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父亲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日文也懂一点，因而能见到外国学者容易忽视，中国学者难以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的资料。所以，他在六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其开拓性、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至今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父亲在大学执教四十余年，主要教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中西交通史只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世界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发表过许多论著，也有一些未刊稿，如：1944年在逃难中写的《罗马史》，在中山大学时写的《希腊罗马史稿》、《欧洲史论要》，解放后写的《世界古代史讲稿》等。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世界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样的专业经历，在老一代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他的学术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因此，我想继续为他编一部三卷本的文集：第一卷为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第二卷为欧洲史，第三卷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父亲的全部学术成果，就可以得到整理、保存和流传，相信这会对今天的研究者有所启迪和助益，对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是一点贡献。
我在编辑父亲的文集时，常觉得是一种缘分。解放后，父亲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从文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他是自觉、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并努力将其运用于教学与科研。但是回想起来，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变在父亲的心灵深处，一定留下了不少困惑。因为他对我们兄弟姐妹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他希望我们学理科，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尤其不希望我们学历史。他多次对我说：“学历史是个无底洞，太难，不如学理科，实际一点。”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学了理科。只有我，在学了两年地质之后，改“行”学历史，那是有种种具体原因促成的，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认可。1962年底，我转到历史系，其时阶级斗争理论大行其道，“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上山下乡、参加“四清”成了主业，我没有好好读书，父亲在专业上也没有指导过我，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学好外语”，我也没有能做到。但毕竟兄弟姐妹中，只有我是学历史的，整理父亲遗作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承担，这算是一种缘分吧！如果说，父亲的论著是他用心血浇灌、培育的花朵，编辑他的文集，就是用这些花朵编织成花环，我愿努力把花环编好，献给父母双亲，以表达子女们不尽的怀念。同时，我也愿借此表达对父亲那一代学者们的深切敬意，因为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不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能坚持治学，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版，22．00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