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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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培养死心塌地的“皇民”（但又无日本本土“皇民”所享有的权利）。
总之，作者以深入细致的法理和案例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殖民地统治者所标榜的“内地延长主义”、“内台共婚”及徒具虚名的“地方自治”，企图使殖民地人民产生将可逐步获得与日本本土人民平等待遇的印象，以缓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但是纵在其以敕令‘施行’其本国法之范围，遇有对殖民地人民基本权利承认其地位之规定，均在排除之列；而刑事法制仍继续适用律令立法，并维持其威压、民族歧视主义之法制。”殖民地人民的基本地位并未因此有实质上的改善，相反，“由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以及所代表的同化主义（从属的同化主义）的强化，毋宁显示了殖民地统治者采取了更‘深文周纳’的殖民政策，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政治压迫与凌虐，也未因进入新的时期而有实质上的改善。”（第12页）而“皇民化”运动，正是这种“同化”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实质。
（《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黄静嘉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29．00元）
那一代学人
■ 陈四益
《臆说前辈》印了六千册，不到半年，听责任编辑李明生先生告诉我，已快售罄，今年可望加印。这倒很有些出于我的意料。没有任何促销的手段，读者却并没有冷落了这本既没有离奇情节、又没有风流艳遇、连书名也平实得像一块砖头的小书，令我感动。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同我一样，关注着书中写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我能接触到的前辈先生，都是上个世纪头上出生的人了（再早的一代，余生也晚，已无缘识荆）。他们大抵是“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那时的中国，贫弱无以自立。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着各种新思潮的涌人，一面寻求国家的前途，一面也寻求着自己的出路。于是，因着不同的际遇，有的负笈出洋，有的勤苦奋斗，有的追随革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对于民族，对于国家，都有一份期望，一份挚爱，一份拳拳报效之忱。
去年秋天在上海，一位年轻朋友问：1949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留在大陆的多，还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多？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凭直觉回答：留在大陆的多。我想，这回答大致是不会错的。后来为我授业的那些著名的教授，不都留在了大陆吗？许多寄居海外的学者，不也纷纷归国吗？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多数人的心思是，物极必反，烂到了极点，也就该有一个新的开端了。尽管国民党做过许多蛊惑性宣传，但多数人觉得，再坏，难道还会坏过国民党？前几年，台湾一家报纸刊登了丁聪先生四十年代所画的一组漫画，编者在按语中说，看了丁聪的漫画，就可以知道国民党五十年前为什么会失去大陆。确实，一个贪污遍于国中，特务横行天下，民生凋敝，政治独裁的政府，迟早会民心失尽。这样的政府不亡，是无天理。这时，一个新的中国出现，怎么能不让人充满希望？
我虽小，已经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欢快的气氛。那是出自真心的，没有丝毫做作。国家的独立，经济的恢复，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也希望能在这新的时代有所作为。所以，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对不少知识分子已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但他们还是谅解了，承受了，非常认真地从头学习。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跳过黄浦江，可是过后，却努力按照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改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似乎没有得到认可。“改造”还在继续，而且逐步升级，越来越采取更为粗暴的手段。学习变为批判，批判转为斗争，斗争进而戴帽，戴帽之后又继之以发配、劳改。到了“文革”，更发展成为“全面专政”，不但羞辱人格，而且殃及皮肉。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
我也曾十分积极地参加过一次次的“学术批判”。当时，真的以为，“真理在手，所向披靡”；也真的以为，“以论带史”，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全新的学术。
虽然经过了“反右斗争”，起初，前辈先生们本着一种责任，对我们幼稚的举动还是婉言相劝的。记得蒋天枢先生就曾对我们一二年级学生自己编写教材、自己上课，说过这样的话：“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先独立而后思考。你们还没有独立，怎么思考？”但是，今天以为是良言，当时则以为是对抗，说他们“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观潮派，警告他们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学生的后面，自然有强大的支持，不然，何以如此气壮如牛！前辈先生终于明白，缄口不言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按规定的教学大纲上课，他们很少再说什么，许多人连文章也不写了。后来有人归结的“江郎才尽现象”，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前在学术上有过出色成就的一批前辈学者，好像一下子都再写不出有分量的著作了。经过了那一·段历史的人都明白，并非他们才尽，只是环境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再展其才罢了。以我母校的中文系而言，陈子展、乐嗣炳、徐澄宇等先生，自成为右派，在学校就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郭绍虞、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等先生几乎于学术上再无新的建树；刘大杰先生不断紧跟形势修改他的文学史，结果越改越糟；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虽然撰述不断，但批判也如影随形没有离开过他们。一代学人就这样耗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驰骋于学界的，也就只剩下如姚文元之流的“金棍子”了。走“姚文元道路”，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成为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号召与要求。
如果不是“文革”把事物推向极端，我们或许还未必就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吧。
“文革”结束之后，幸存的前辈先生们都已年届高龄。然而，环境一变，“江郎才尽”便成了“梅开二度”，但凡体力尚支，他们都有了新的著述，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金色的夕照，只是短暂的一瞬。造化弄人，他们不得不谢幕，离开了人生舞台。
经历了这一连串人事代谢，回想起这些前辈学人，心里总有几分同情，几分遗憾，几分歉疚。
同情的是他们的遭际。他们原本想把自己的学问完全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后人，但却无人理解，无人领情，相反，总怀疑他们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以为在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之后，知识就成为惟一剩余的优势。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文革”时期喊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就种下了。我总记得朱东润先生那无奈的叹息：“我是想做人梯，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但是，不需要我了。”世界上有什么比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更痛苦的呢？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活下来，就需要勇气和毅力。
遗憾的是由于觉悟太迟，把过多的生命耗费在许多无益之事上，失去了向前辈们问学的难得机缘。等到落花凋谢，才越来越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至于歉疚，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不但未能给他们以后辈的慰藉，还曾以“革命的姿态”，参与了批判的行动。前辈先生的学问，套一句现成的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并非全无商榷的余地。但我们那时的批判却并非学术的探讨，而是在政治的压力下，剥夺了对方答辩权的宣判，还夹杂着人格的攻击。这种批判给人的伤害，是直到我自己也领教之后，才有了深切的体会。
同情、遗憾、歉疚，使我不能平静。这种复杂的情感，是我写下这组随笔的动力。我所写的只是一鳞半爪，并没有为了写作再特意收集素材，所以，它不是人物的传记，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回忆录，而只是我对于那个时代、那样一个群体的一种观察，一种体认，一种理解。是以称为“臆说”。
今天，我们已经在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然而，尊重知识，就要尊重不同的见解；尊重人才，就要尊重不同的选择。如果尊重只限于同类，那么，先前的悲剧是不难重演的。
（《臆说前辈》，陈四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14．00元）
跬步斋读思录——一面镜子
■ 蓝英年
我未见过董健先生，但读过他的文章《“保尔热”中的冷思考》。读后断定他非俄苏文学圈子里的人。文章切入的角度，对“保尔热”鞭辟人里的分析，不带“洋八股气”的行文，都是圈子里的人难以做到的。读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公子董晓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论文时，想找位熟悉这位作家的专家请教，我便把他引见给中国最早翻译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潘安荣先生，算是同董晓认识了。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董健。这次到南京大学，讲完课后，余一中教授和董晓把我带进一家餐厅，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迎过来，才知道等我们的是董健先生，始得识荆。想来董健先生也从董晓那儿听说过我。
没想到我与董健先生有不少共同的熟人。1957年我们都在北京俄语学院，共同经历了反右斗争，也在同一年分别离开俄语学院。他转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发配到山东大学外文系。共同熟人中印象最深的是白鸽飞。白鸽飞是校刊编辑陈先生（名字已忘）的笔名，会写诗，鸣放期间写了不少诗，反右时被逼疯了。董健先生还记得他写的诗，我则一句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谈起五六十年代的往事，谈得极其畅快。又谈起中国文坛上的作家，在这方面我就远不如他熟悉了。他提起陈白尘先生的《云梦断忆》，这是我最爱读的书之一，我曾买过几本分送给朋友。我发现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近，并有不少共同的爱好。这次畅谈给了我不少启发，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董健先生从皮包中掏出新著《跬步斋读思录》，慨然相赠。我这次南行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已赠送给《开卷》编辑董宁文先生，另一本准备带到上海请王元化先生指正，所以无书回赠了。
次日上午离开南京，乘车赴杭州，一路上便看董先生的新著，越看越激动，一直看到杭州。在杭州，每天倦游归来，晚上都在宾馆看《跬步斋》，是旅游之外的又一种精神享受。转到上海后才看完。但这次只能算“看”，不能算“读”。旅次之中没有条件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划出来。划书是从亡友董乐山先生那里学来的。一天我向他发牢骚，看书不做札记什么也记不住，做札记又太费时间。他说：“如果书是你自己的，你就在书上划，旁边注上几个字点明要点，用的时候容易找。”以后我就开始划书了。不过划书也不容易，必须找准真正需要划的地方。从南方回来后，便细读《跬步斋》，边读边划�
